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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在探索前路

二月 15, 2011 By: 青峰 Category: 新社專欄, 環球視野

自2010年12月17日一名突尼斯青年自焚、觸發突尼斯變天起,革命火焰迅速蔓延至多個阿拉伯國家。2011年2月11日,統治埃及近30年的莫巴拉克(Mohammad Hosni Mubarak)宣告下台,成為這次運動的新一輪高潮。如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次震撼全球的阿拉伯人民抗爭運動,可說是近代伊斯蘭世界探索前路的新嘗試。

由盛而衰另尋出路

自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創立起,伊斯蘭即在人類歷史上擔當重要角色,例如:伊斯蘭的帝國如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拉伯帝國(Arabian Empire ,632-1258)、土耳其人建立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1299-1922),都是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強大帝國;伊斯蘭文化曾經站在世界之巔,對人類文明有重大貢獻,至今仍是人類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是,自西方崛起開始,伊斯蘭世界就面臨巨大衝擊。繼阿拉伯帝國之後領導伊斯蘭世界的鄂圖曼帝國,不斷受到西方列強侵凌,至19世紀,已淪為「歐洲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鄂圖曼帝國加入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陣營,與以英、法等為首的協約國陣營交戰,可說是舊式伊斯蘭帝國的最後掙扎。1918年同盟國戰敗,既標誌着這最後掙扎徹底失敗,也表示伊斯蘭世界必須告別舊有的一套,另尋出路。

政教分離:土耳其的世俗路線

歐洲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逐步脫離政教合一。政治上世俗與神權的分離,大大加快西方現代化的速度。踏入20世紀,伊斯蘭世界也面對重整世俗與神權關係的課題。

自古以來,宗教在伊斯蘭社會處於中心地位。政教合一的哈里發(Caliph,阿拉伯語意思為「真主使者的繼承人」)制度曾經在伊斯蘭世界中存在了約1300年,阿拉伯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都曾經擔任哈里發,領導伊斯蘭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領導革命,一方面要抗拒英國、希臘等外國干預,另一方面要推翻鄂圖曼政權的腐朽統治。1922年,鄂圖曼最後一位蘇丹被推翻,次年,土耳其正式成為共和國。統治土耳其期間,凱末爾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多方面改革,如引入部分西方政經制度、改善婦女地位等等,而哈里發制度更於1924年正式廢除。

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改革,可說是伊斯蘭世界告別舊式帝國體制後的第一次「探路」,標誌着伊斯蘭社會政教分離,從神權走向世俗的劃時代革新。改革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凱末爾模式的強人獨裁、軍人干政等,卻又成為土耳其的政治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亦多有類似情況。不過,相比以往,現時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已大有進步。目前,土耳其正在申請加入歐盟。

政教合一:伊朗回歸神權政治

與土耳其的政教分離、世俗道路相反的,是政教合一的神權模式。一些伊斯蘭教士、學者,認為要伊斯蘭復興、抗拒西方的腐朽價值、重拾伊斯蘭的尊嚴,就必須回到伊斯蘭的教義之中,並以伊斯蘭教義治國。相對於凱末爾的由神權走向世俗,這可說是由世俗回歸神權。這種模式,以伊朗為代表。

伊朗前稱波斯,以波斯人為主,在西方殖民擴張時期受盡侵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勢力介入,支持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1919-1980),推行親美政策和淡化神權的世俗化改革。教士霍梅尼(Ruhollah Mostafavi Moosavi Khomeini,1902-1989)領導伊斯蘭革命,在1979年推翻巴列維,成立伊斯蘭共和國,採取政教合一體制,宗教上最高精神領袖的影響力凌駕於總統之上。

伊朗由世俗回歸神權,可說是土耳其凱末爾改革後伊斯蘭世界的另一重要探索。可是,這個嘗試卻讓伊朗付出極大代價。霍梅尼推翻親美政權、鼓吹反美,自然惹來美國忌恨,而多數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也害怕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會威脅自身政權。1980年,伊拉克攻打伊朗,觸發歷時8年的兩伊戰爭。戰爭期間,伊拉克得到美國和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伊朗雖然最後挺了過來,但也元氣大傷。

熬過外力干涉的伊朗,近年深受內政問題困擾。2009年,伊朗爆發以互聯網和年青人為主力的反政府運動,情況頗類似後來席捲阿拉伯世界的抗爭。運動雖然最終被壓下,卻已為神權主導的政教合一模式敲響了警鐘,因為它面對的,是新一代網絡年輕人的挑戰。

人民革命:阿拉伯國家曙光初現

2010至2011年間,阿拉伯世界爆發人民革命,至今已令兩個國家的長期統治者下台。這場革命,是伊斯蘭世界繼伊朗革命後的另一次道路探索。革命仍在進行中,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不過,當中一些特點,卻是以往伊斯蘭世界歷次成功的革命和改革運動所未見,標誌着伊斯蘭世界邁向新時代。

首先,是沒有強勢領袖。凱末爾、霍梅尼等都是強勢的、充滿魅力的革命領袖。然而,這次阿拉伯革命,即使有個別人士或組織較具名氣和影響力,但都沒有一呼萬應、指點江山的力量。人民,才是領袖。

第二,是阿拉伯人向世界展示其美好形象。西方媒體經常有意或無意間將阿拉伯人描繪成落後、野蠻、恐怖份子等。在這次革命中,阿拉伯人,尤其最受注目的埃及人,從力抗強權、保護歷史文物等多方面,展示出和平、勇敢、團結、善良、文明,大大提升阿拉伯人的形象。

第三,是青年成為主導力量。這表示阿拉伯國家的新一代,已有較大的自我意識,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再盲目相信統治者和個別政治人物或組織。

第四,是互聯網力量的展現。在這次革命中,互聯網的動員,令廣大群眾,尤其是善於使用互聯網的青年,毋須別人領導,即能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

第五,是阿拉伯新聞媒體的勝利。阿拉伯世界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即使面對記者遇襲、通訊被截等打壓,依然勇敢而專業地全程如實報道。半島電視台從阿拉伯人的角度出發,將阿拉伯的人民革命原原本本地展現在世人眼前,使其本身也成為革命中的主角之一。西方媒體由於文化上的隔閡,這次完全被半島電視台比下去。經此一役,西方媒體在國際話語權方面的壟斷被打破了。這是新聞自由的勝利,也是全體阿拉伯人的驕傲。

近百年來,信奉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國家,都在為伊斯蘭世界尋找出路,在千艱萬難之中摸索前進。不過,任何一場運動,即使取得一定成果,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同時也會帶來新問題。伊斯蘭世界的道路,仍是漫長崎嶇;伊斯蘭世界的人民,仍須奮鬥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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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11年2月15日《香港商報》,報上文章的個別字眼與上文略有不同:

http://www.hkcd.com.hk/pdf/201102/0215/HA07215CLEA.Pdf

1 Comments to “伊斯蘭世界在探索前路”


  1. 鄭偉彥 says:

    某些西方國家自鳴救世主, 用專橫的態度方式去"推銷"民主, 本質上與自命人民救星的獨裁者無異, 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假道學, 何況他們只是假民主之名去撈本國利益而已, 君不見這些西方民主大國在非主要石油產地的非洲與中東, 為"當地民主化"所付出的是如何不成比例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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