傭人治港
社會熱烈討論80後現象﹐其實80後問題﹐於每個年代也會出現。當一班熱心人民﹐察覺社會現象、政府政策、發展方向出現問題時﹐便會出來發聲和抗爭﹐希望能改變現象。在抗爭求變期間﹐便難免衝擊著一班意圖維護現狀的一群﹐即既得利益者及大財團、幹部與政府組成的管治大聯盟。就像當年23條立法﹐在親政府派佔據立法會的大多數時候﹐一班人民希望改變23條將會立法的現實﹐便站起來遊行、示威、抗爭﹐企圖奪取話語權﹐透過群眾壓力去改變現實。最後在田北俊的變節下﹐23條立法失敗。去年的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運動也是同出一轍﹐一班希望改變現狀的人民務求透過社運﹐去令高鐵方案以及政改不獲通過﹐以及改變那個不公平、給既得利益者霸佔權力的議會制度﹐只不過未竟全功罷了﹐卻留下改革的種籽。「求變」的一群往往能發揮出較大力量﹐因為他們必須積極﹐才有機會改變現狀﹐扭轉局勢。也不要奇怪為何遊行示威的人總是「求變」的一群﹐只懂反對﹐而責怪他們搞事。因為遊行示威通常是反對政府某一政策或現存制度才會出來﹐很少會是支持政策或擁護政府而出來遊行示威﹐除非有著數(如蛇齋餅粽) 或感到反對力量很強大﹐感受到威脅才會出來﹐例如政改一役、當年撐23條。
可是政府和當權者把複雜的問題簡單二元化﹐把所謂的80後問題簡單歸納為世代之爭與及歸納為年青人缺乏上流機會和收入不理想﹐乃完全對錯焦以及捉錯用神。而欲維持現狀、反對改革既既得利益者﹐在論述層面往往處於被動和劣勢﹐他們為了爭奪話語權和爭取沉默大多數與及爭取輿論的支持﹐不惜醜化和抹黑企圖改變現狀的一群﹔稱他們為激進、懶惰、非理性、仇富、仇商、搞民粹主義、不及上一代人﹐用一些難以客觀量度的形容詞去醜化他們﹐去轉移視線﹐去逃避以事論事的層面。而同樣處於統治大聯盟的政府﹐為了使那些罪名變為事實﹐不惜把執法機構淪為政治打壓工具。所以我們會見到警方近期動不動便拘捕社運人士、律政司動不動便以非法集結罪去檢控示威人士﹐去塑造求變求改革的人民﹐一個激進、非理性、暴力、不講道理的形像。最後不但沒有溯本尋源去解決問題﹐更令到雙方的鴻溝越來越深。
早前唐英年訓示80後的言論﹐把年輕人說成為社會出現問題的代罪羔羊﹐把告變成被告﹐反映了他對異見聲音的誤解和無知。也難怪唐英年當了那麼多年官﹐都被人批評為政績平庸﹐但勝在聽話。如果有關方面繼續閉起門做皇帝﹐讓唐英年成為下屆特首﹐那麼屆時將不會是港人治港﹐而是庸人治港﹐平庸的庸﹐或是奴仆的傭﹐那麼屆時香港不車毀人亡也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