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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前路的思考

七月 31, 2010 By: 白光 Category: 理論探索

一、前言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32年來成績可觀,基本達到了小康社會目標,在國際經貿上也越發重要。全球金融海嘯從2008年下旬正式爆發之後,中國經濟能保持著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更加吸引世界注視。然而改革歷程中,踫到不少困難,也有部分地方亟需修正和進一步改革,需要仔細探討。

分析經濟不能純以技術層面看,“經濟學”應該以“經世濟民”為依歸,以“利用厚生”為宗旨。若提升生産力造成社會矛盾,若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不公義,若取用資源致使後世面臨枯竭危機,那這種發展決不能持續,而需要修正和持續深化改革。民為國本,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本文將以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是否能夠改善民生為基本價值,以剖析經濟體制改革的得失,並思考其前路。

必須一提的是,走過的路程,一步一腳印。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有得有失,建國以來至改革之前的三十年的貢獻亦不能完全抹殺。公允評價從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成績,有助於思考未來發展的路向。文革十年和共和國早期冒進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經濟無疑造成了破壞,然而因此而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功勞一筆勾銷,絕非科學態度。近年整個經濟界彌漫著“主要防左”的思維,雖可避免“左禍”重臨,然而亦容易障目,將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價值和優點過分矮化,也容易造 成西諺所云“將嬰兒和洗澡水一併倒掉”的謬誤。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值得探討的方向,本文篇幅有限,難以展開討論,然而亦將會在末段稍作闡述,以作全文總結。

二、建國以來、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體制得失再探

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經歷了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和内戰連年破壞,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正是百廢待興。從49 年到52年國家基本上以“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恢復國民經濟”為主旋律。至52年,國民經濟基本恢 復穩定,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提出了“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綫”和“總任務”,開始實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

然而,由於抗美援朝的需要,和五十年代中期中蘇交惡,蘇聯撤走專家並不斷在邊界挑釁,初生的共和國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加上國内左傾思想主導了政策制定等各項原因,社會主義實踐變得急躁,路綫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基本實現”,變成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並且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趕美”的不現實目標。國民經濟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了嚴重破壞。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過大過急地推行,將仍以農業爲主的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並導致了59至62 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人禍。政治上的“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等的嚴重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使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關於這段時期“左禍”帶來的苦難,已有大量文獻、著作論述,教訓深刻,在此且不贅述。

可是,這段自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中,國家經濟發展並非一無是處。私有經濟雖然被打壓,然而國家經濟確實發展起來,並且成功應對了如抗美援朝、援越戰爭等國際挑戰,更加在蘇聯專家撤走之後成功自主研發出“兩彈一星”、開發了大慶油田,並發展起有一定基礎的重工業及國防工業。在基礎建設方面,公路、鐵路以及大港等建設,在這個時期基本上落實了從孫中山在《建國方略》内的《實業計劃》中已經提出的藍圖。而事實上,雖然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人道 災難,建國之後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仍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從聯合國發展總署歷年的《人類發展報告》可以看到,國人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教育程度、兩性平等等各指標,中國都領先同期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面向城鄉大衆的住房、交通、醫藥、教育等設施服務,都得到發展。尤爲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打破了千年以來土地兼併的局面,有效改變了土豪鄉紳“劃地為牢”的地方主義,實現了在真正意義上統一的國家經濟體制,為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奠下了基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重要建設功不可沒。

近年一些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甚明瞭的經濟學家,喜歡拼湊些國家作爲“投資概念”,提出所謂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為“金磚四國”(BRIC)。巴、俄兩國地廣人稀,資源比較豐富,難以相比;中、印兩國同為人口大國,資源也相對缺乏,可比性較強。從基礎建設、人類發展指標和綜合國力等方面看,中國總體上要比印度強得多。其中有歷史和自然條件不同等因素影響,但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統籌建設,積累經濟基礎,絕對相關。

三、改革開放解放生産力

在上述的經濟基礎上,1978年的改革開放正是將中國的經濟潛力解放出來的重要一步。計劃經濟年代雖然積累了國家資本,為國民經濟發展鋪墊了基石,然而計劃經濟始終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彈性需要,也未能激發個體的生産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展開後,允許以公有制爲主的私有經濟發展,逐步地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國際先進管理和科學技術,才解放了國民經濟的生産力。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概括地分爲三個範疇:(一)經濟體制轉軌;(二)政府職能改革;和(三)所有制改革。

經濟體制轉軌從八十年代初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包產到戶)”開始。“包產到戶”持續發展成更爲成熟的“土地承包制度”,界定了土地的擁有權(集體擁有)、使用權(個體承包權)和使用權的轉移,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生産力,也有助於釋放農村富餘勞動力,為輕工業發展創造了條件。基本上,私有產權核心的擁有權、使用權和轉讓權,至今已清楚劃分。土地的擁有權,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多數為國家掌握,而以使用權長期租賃或轉包形式下放到個體,並且允許租賃者或承包者根據合法途徑轉讓使用權。在這方面,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初步完成,更爲明確的產權有利於優化土地的配置和使用,也更能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宏觀經濟助力。

在政府職能方面,改革開放後的政府不再全權負責計劃經濟,國有經濟也開始轉向市場經濟,慢慢從“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為輔”(中共十二大),逐步改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到“計劃、市場内在統一” (中共十三大)。國家職能從無所不包,變成主要為調節市場,而由市場引導企業的體制。部分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進行了股份制和其他方式的改革,引入了市場機制,改革了管理和生産模式。除了部分關乎國防和戰略的工業外,大部分國有企業都進行了改革,國家行政部門不再以指令方式插手企業事務,各類商品價格也完成了市場化。在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後,商品經濟基本上已形成一套市場機制,政府雖然仍會調節民生相關商品的價格,但總體上商品定價和交易主要都由市場機制決定。

而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允許私有企業發展,並且允許外資企業投資内地,是整個改革中的一個重點。1980年國務院批准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成爲經濟特區,引進外資,作爲所有制改革的試點。四個經濟特區分別面向香港(深圳)、 澳門(珠海)、華僑(汕頭)和台灣(廈門),開放初期的中國内地經濟,也正是以引入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資金爲主。而深圳經濟特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引入了大量港資和台資企業,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後來慢慢轉内銷市場,港、台企業為内地帶進了資金、管理和各類生産技術,為私有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在這樣的背景下,92年鄧小平“南巡”後,提出“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所有制改革加速。93年第一家國企青島啤酒到香港聯合交易所H股上市,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另一階段,除了外來直接投資在内地(FDI)之外,内地企業多了證券市場這個重要的融資渠道,也帶動了上海和深圳兩個A股市場的發展。時至今天,四大國有銀行(農業銀行將於日内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和各行業的大型國企,都已經在香港或者上海、深圳上市,所有制改革已取得長足發展。由於内地資本市場逐漸成熟,更加有呼聲要求大型國企和國有銀行“回歸A股”。

總體來説,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經濟體制轉軌、政府職能改革,和所有制改革都取得了成績,解放了國民經濟的生産力。下一步,將是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更加規範化,使產業結構和經濟佈局更加合理,並且兼顧可持續發展。

四、經濟體制改革前路的思考

對於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 市場經濟法制尚待成熟:過去靠招商引資和私有資本投入實現的高經濟增長,仍然建立在一個尚未健全的法制之上,地方政府和企業違約、侵權,和不規範的市場行爲仍然嚴重,經濟發展仍然處於粗放式增長階段。要深化改革,必須完善市場經濟法制,修改過於複雜、難以執行的法規,簡化和強化企業登記及管理法規以避免官員尋租行爲。同時,必須完善規範的專業標準,包括企業財務報告標準;加強締結及履行合約,和制裁違約及仲裁的制度;還有制定企業產品和服務標準,等。另外,也必須更加重視保護個體權益,在政府徵地等容易出現侵權的方面,加緊規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應該是未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 “國、民共進”:在經濟體制轉軌和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大量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進行了改革和部分私有化。這些改革雖然激活了國企的生産力,提高了效率,然而,國有企業和資產終究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私企將其私有化必須以合理價格償付國家,要避免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的國有資產流失,和原國企高管賤賣國有資產以自肥(即朗咸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MBO”—Management Buyout)。另外,部分關乎國家經濟重要環節如高端科技產業、涉及國防技術的工業,包括通訊、航天航空,以致醫藥工程及納米精密科技等各方面,國家必須保持必要的位置。而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系安全的金融業,則更加需要小心處理,不能隨便“國退民進”,在對外資開放這些行業方面,則更須審慎。

三、 須解決公共產品稀缺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中,將很多原屬於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都私營化、市場化,以至部分國民難以獲得公共產品和服務,特別是醫療、教育、住房三方面,出現了“看病難”、“上學難”和“蝸居”等社會問題。既然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世濟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私營化”和“私有化”,決不能變成“私盈化(以盈利為首要目標而忽略實質社會需要)”和“稀有化”。改革初見成效,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充裕,在改善民生、“利用厚生”,提供極爲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加大投入。

四、 嚴禁壟斷、藏富於民:私有市場經濟其中一個最大的矛盾是資本傾向壟斷,如果不節制資本擴張,資本將會漸漸形成壟斷,財富將會集中於小數富人手上,不利於社會和諧。其中,最容易被壟斷而同時對民生直接影響最大的資本是土地,現代式的土地兼併在城鎮中屢見不鮮,造成嚴重社會矛盾。近年各地多起群衆維權運動和釘子戶事件,與地方政府和地產商違規徵地直接有關,必須正視。土地樓房是個體最重要的資產,牽動著國民的神經,深化改革,避免因土地而爆發官民、商民衝突,並且將土地開發、改變用途的財富,合理分配給個體,也是深化改革的關鍵。

五、總結

建國以來的經濟體制發展,和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為國民經濟奠下了基礎,並且實現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增加,基本上實現了小康,國民生活水平總體提高,綜合國力提升,也使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重要性日增。然而,經濟體制改革尚長路漫漫,經世濟民,利用厚生的目標,仍然需要我們以冷靜的頭腦和科學的態度,仔細分析思考,才有望庶幾達到。

要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必須著重全局性的理論建設,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等理論,總結了一些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想法,也反思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得失。然而,改革開放以後的去意識形態化,和文革後遺症的“主要防左”思維,窒礙了社會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理論,以致忽略了近幾十年來在特別是歐陸國家(主要為德、法、意等國)成熟發展的“新社會主義”(或稱“新左派”)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是少數仍然從法統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内涵可以不斷完善,並且增加適用於當代的科學元素,然而絕對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對人的終極關懷體現在其最終目的是“使人獲得全面的解放與發展”。貧窮缺乏不是社會主義,但貧富懸殊、制度不公更加不是社會主義。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實踐雖然犯了不少錯誤,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積極地反思過去實踐的失敗經驗,以更加科學的方式去實現社會主義制度。

現代的社會主義的内涵雖然源自西方,然而對於中國來説並不完全是舶來品,早在《禮記》中,孔子已有論述,其中内涵,雖歷千年而不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當然,兩千多年之前的社會跟今天的現代社會情況不盡相同,可是大同理想,和社會主義的終極關懷一脈相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道路,應該以“經世濟民,利用厚生”,以期建設大同社會為目標,而其中内容,如上文所述,仍須以科學的態度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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