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部落

香港主權回歸至今已逾十載，隨著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兩地關係越益緊密，香港的發展與內地息息相關。有論者謂香港社會在討論公共政策時，例如大型基建、環境保護、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策略角色等，總缺乏長遠目光，這情況未有隨著主權回歸而有所改變。問題之根源，在於香港政治文化中的「依附性」和「經濟理性」，不單窒礙施政的進步，更不利於香港社會的持續發展和更新。

作為「屬土」的香港，百多年來本地精英被主權國有意無意地訓練成只會(亦只可)探討表層問題，追逐短線利益的所謂「經濟理性」思維。就教育而言，戰後的嬰兒潮世代在求學時間基本沒有受過公民教育訓練，歷史課亦只是讀到近代以前，進入社會後，無論在政府還是私企，主要受在港英國精英的指導，僅負責處理局部問題，服從殖民統治的全局，他們中的不少人，其心目中的香港僅為獅子山(嚴格來說是界限街)以南的格局，外加香港和英美等大國的若干雙邊經貿連結，對區域環境和多邊格局掌握不深。他們自過渡期起掌握香港的政商權力，延續至今，其所不同者，只是換了「頂頭上司」(主權國)而已。至於七零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多是讀港英政府的中學EPA科長大，有關課程只著墨於本土政經社架構，將視野擴闊至深圳河以南(部分原因是這兩代人很大部分居於新界，因而不得不加入相關內容)，但鮮少談及區域及全球事務，幸好互聯網的興起彌補了部分不足(縱使缺乏系統訓練)。

基於視野的局限，以嬰兒潮世代主導的香港主流政治派別，不論在公共政策和政制發展上有何分歧，仍不脫本土政治文化中的依附性，潛移默化地接受一套事事先以摸索和無條件服從中央(不論是九七前的英國還是九七後的中國)想法為主導的思維模式，加之以金股匯地產主導投機經濟大局，在欠缺大視野下為利慾所操控，創造力和批判性被無限賤化，在這文化氛圍下，不論政治體制或是實際操作，終究不能走出短線炒作的困局。縱使從政者中不乏抱持遠見的人，只是不少人心裡都有一種作為「屬土」的，命運不在我手的無奈，或早已「認命」，自我以深圳河設限。這種帶有依附本質，缺乏獨立思考的政治文化一日不變，從政者(包括執政和在野的)不省悟和改變自身視野的侷限，公民社會無從成形，政治體制如何改變也是枉然，設若他朝全面普選，不同派別亦很大可能以選票「市場」為導向，把香港長遠公共政策的探討社區化，進一步令香港內縮，繼而沉淪，這才是危機所在。

至於主導香港政經思維的「經濟理性」，緣於經濟學對人性本貪的基本假設，認為人會本能地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利益，任何違背此法則的行為，都是非理性和有害的。基於此思維模式，當政者在推行政策時，都會自然而然地訴諸「經濟理性」，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所有對政策的質疑俱是抗拒改變和反動的。誠然，任何對公共政策的探討都應力求理性和客觀，只是不要忽略政治是以人的參與和認受為依歸。所謂客觀理性，說到底亦只建基於個人的背景、識見和利益，必然在視野上有所局限。如在籌劃政策的過程中，只重覆強調要「顧全大局」，要「向前看」，未能虛心聆聽和應對不同意見，讓民眾親切感受到政策和其本身利益的有機關聯，那再好的政策，終究因得不到大眾的共鳴和支持，而不能持續推行和發揚光大。在不同政治群體的互動角力過程中，感情用事者或赤裸裸追求慾念之徒，他們所能造成的破壞都只是局部性的；可是，人在過度理性下會變得傲慢，自以為得真理和天命，脫離民心之感應，視其他意見如無物，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加上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和更新機制，這才是最具風險和破壞力的。當下的統治精英，不正正自以為是最理性和具長遠眼光的嗎？

所謂的「經濟理性」，說到底，是特定階級（或稱特定經濟利益群體）依據其背景和利益所形塑的價值觀，對周遭事物所作出的判斷和行為模式，當理性發展至極端程度時，則會轉化成非理性。這裡所指的「非理性」，並非指「感性」或感情用事。一般以為「理性」的相反是「感性」即「非理性」，實則不然，「感性」是指人內心對周遭事物的感應、領悟和表達的過程，跟有宗教信仰者所稱之靈性相似；而「非理性」大體來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人生理上的慾念，如物慾和性慾，另一種是人在極端理性（或者可以說是用腦過度）下，以為已弄清事物的真理，因此所形成的過份自信、自以為是和反常識。人常犯的錯誤和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大多跟這兩種「非理性」有關，至於對人心性這個命題的探討，筆者會於日後再另文探討。

鑒於「依附性」和「經濟理性」對香港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要推動香港社會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體制更新和文化改造必須同步進行，缺一不可。同時，謹告誡從政者，務必對傲慢時刻警惕，對權力保持謙卑。希特勒之殷鑑不遠，對人性之辯和辨亦從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