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部落

「現代化」恐怕是近百年討論中國發展時被利用最多的概念。然而，籠統的「現代化」既涵義不明，論者也往往不加解析地利用此概念，以致「現代化」被扁平化、絕對化，甚至神聖化，纔有中國現代化是國人百年夢想的過簡論述。

中國百年夢想，就是現代化嗎？應該是現代化嗎？什麽是現代化？這三個問題，懂得去問的人不多，敢碰的人更少，懂問而敢碰的人更絕無僅有。老白膽小識淺，專務雕蟲拙文，本無懿德妄加議論，然而這個百年命題，對所有喜歡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人來説都是無比的誘惑。老白就在此恭謹地，在先賢們的努力成果上，徒添點愚見。先旨聲明，此文非嚴謹的學術論文，多有紕漏或以偏概全之處，望各賢達勿要見怪，並不吝賜教。

要討論現代化，最忌捕風捉影，故必先為「現代」立一個可供議論的定義，才可以審視「現代化」。現代的涵義廣闊，但是究其肇因，宜從其社會經濟的根本開始探究，研究其體系形成的底因與形態。

現代與中世紀的分野，各家有不同説法，莫衷一是。而老白則認爲，現代與中世紀的分水嶺，正在於歐洲諸國從封建體制，建立以集權國家為單位的政體，改變了人類社會組織的形態為始。這些政體，大部分在中世紀過渡到現代期間，仍然保留了君主制，尚未形成代表政體的政府與受政府管轄的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然而，集權國家之為獨立而完整的個體，與鬆散的封建體制中的王、公國和領主領地，在形態上出現了顯著的轉變。國家體制、國與國之間的海關、互派國家代表等制度，雖然在中世紀已經初具形式，並非完全新鮮之事，然而逐漸形成國際間的慣例，並且達至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社會都以集權國家為最大單位，形成國際法體系的程度，則集權國家之形成，實有劃時代的意義。

集權國家爲何形成，部分歷史學家以民族主義興起以蓋其主因。老白對此觀點有所保留。民族主義的涵義不單難有單一定義，而且其定義也涵蓋過寬，難以論證。蓋一民族，既有以同文同種分，又有以宗教信仰分，亦有以歷史淵源分，實在難以劃界。民族主義存在無可否定，人類社會以上述不同的分類，形成不同的族群認同，的確影響了人類近數百年的歷史演化過程。然而到底是先形成國家，再由國家體制形成固化的民族内涵，加強民族主義；還是族群認同本身已非常強烈，以致推動民族立國，形成國家體制，歷史演化過程中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實。然而，國家體制形成之後，尚有衆多「民族國家」中，保留了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而且亦有多民族帝國以獨立國家形態存在，説明了以民族主義解析國家體制的形成，確有不足之處。而且，民族主義雖然催生國家，但解析不了集權體制的形成。

更加可考據的集權國家體制成因，是社會經濟中的資本爭奪和分配問題。

自十五世紀末始，歐洲諸國——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為先，英國、法國居後，荷蘭初期乃一獨立的聯邦式國家——紛紛在美洲開發殖民地（在此暫擱下美洲因何如此容易被征服不論），掠奪所得和衍生出來的資本突然在短短一百餘年中急速膨脹，殖民地上的農作物、原材料、各類產品，和這些貨品的貿易所產生的龐大資本，遠遠超越了諸國本身的產出。

中世紀時歐洲諸國的封建體制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重要的原因乃是當時歐洲最重要的資本是土地，農業與個體手工業佔了總產出的重要比例，因此根據身份分配領地的體制，得以比較穩定地維持。領地較大的上級封建主由於擁有資本較多，能夠有效控制下級，而無土地的農奴或自由人，亦難以挑戰封建主的權力。發現和開發殖民地，令殖民者的經濟產出形態急劇改變，殖民地的巨額資本流入，使得封建領主依靠土地所出的資本相形見拙。而由於開頭之時，要跨越大西洋，開發新大陸乃是以生命作賭注的博弈，養尊處優的封建主多不願意親身參與其中，勇於冒險遠赴彼岸的往往是當年社會底層的自由人，甚至是監犯、海盜和被釋放的農奴。這些非封建主的冒險家一旦未被巨浪吞噬，未患痢疾斃命，而能夠在新大陸上立足，其所獲資本，往往超越歐洲本土的封建主。而遠赴大西洋彼岸，耗費不菲，風險極高，這些探險任務，亦往往需要資本雄厚，而又有膽略的封建主支持，因而部分投資新大陸探險的封建主也累積了巨大的資本。新大陸的巨大資本，流入面積、產出不過其一小部分的歐洲本土，大大改變了其權力結構，新興的殖民者資本家，躍升成爲社會中最富裕的階級，並且挑戰了封建主的權力，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經濟結構，催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取代封建主，成爲社會中的頂層。

然而，開發新大陸，拓展殖民地，仍然需要龐大資本投入，而且競爭激烈，各殖民者之間往往爲了爭奪利益開戰，亦形成了對於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的需求。要投入大量資本，並且維持不斷膨脹的軍事力量，必須有一集權體制以統籌，也從而催生了初具現代意義的國家誕生。由於社會體制不能憑空製造（除了細小得對主流社會沒有影響力的微型社會外），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家，往往仍然採取舊制度的形式，仍然奉國王為君主，以利用其在國内根深蒂固的權威，號令國民。但是君主之「名」雖在，其過往在權力與資本皆超越下級的「實」已經不存在，君主往往需要依賴新興資本家的資本來維持王室開支，舊有的封建主也被資本家比下去，漸漸破產，封建制度因而崩潰。至此，歐洲本土的各國，從封建體制轉化至集權國家體制，並且與資本家形成了互動，所謂「神授君權」雖然仍然偶然被拿來壓迫人民，但是卻受到資本家的制約，而國家行使權力，但是受到資本家約束的集權體制，漸漸成形資本家與集權國家政府連合的「資本—集權政府復合體」。

新興資本家與集權國家政體的關係密不可分，而集權國家興起和發展也引發擴張和侵略。資本家依靠集權國家體制，鞏固並且繼續拓展本身利益，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内涵。資本集團如英帝國的Muscovy Company（業務主要在東歐和俄羅斯）、Levant Company（業務主要在土耳其和中亞）和港人熟識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業務主要在南亞和「遠東」），透過集權國家的力量，向外擴張，則展開了帝國主義侵略，並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由於集權國家體制集中了資本投入在海外商業帝國的擴張（因此「帝國主義」與所謂「重商主義」也是密不可分），其集中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比世界其餘社會的組織形式更有爭霸能力。縱使這些帝國本身的產出總量不如其他社會，但由於集中的力量賦予了它們壓倒性的軍事征服力量，它們的軍艦所到之處，往往勢如破竹地征服了其他社會。而這些集權國家之間的勢力雖然經過了此消彼長的過程，然而集權國家的形態卻基本上一直維持。

資本家依靠集權國家形成帝國，向外侵略擴張，不斷累積資本，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重要内涵。這個政治形態造就了新的世界體系，率先形成資本主義結構的集權國家快速聚斂資本，並且侵略海外，擴張版圖，把世界其餘地區變爲其附庸的殖民地，形成全球性的「核心—外圍」世界體系，正是現代化肇始至成熟的過程。

將資本家與集權國家的興起，作爲現代的開端，我們便有了討論「現代化」的根本。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主要的驅動力是物質條件帶動社會經濟制度變革，而這個制度變革的核心是集權。集權體制將社會的資本集中起來加以應用，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工業化，和向外侵略擴張，積累了所謂「原始資本」（更準確一點的説法應該是「啓動資本」）。集權體制與資本累積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組織方法，集權的國家政府的權力範圍日擴，對社會的控制也日強。全球性的人類社會整體「集權化」，並且形成先發展集權體制的國家爲核心，壓迫後集權或者不集權的社會的世界體系，正是現代化的根本。

我知道這個論述的體系宏大，必然引來論者爭議，也必須以大量歷史佐證，始能使這論述有説服力。然而，在這篇短文中，老白無意也無力旁徵博引，如各位論者有所評論，反證上述論述，我再逐點回應。

由於集權體制集中了資本，提高了社會的生産力，加速了科技研發，人類社會總體產出總量的確比「前現代」增加——而且人均總量也增加了，但是分配是否平均是另外一回事——人類的物質生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總體上比前現代豐裕了。這是現代化美好的一面。

然而，現代化也有醜陋的一面，其所創造出來的，絕對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集權容易變爲極權，集中的國家權力容易侵犯個人權利，而由於資本傾向不斷集中和膨脹，「資本家—集權政府復合體」也有強烈向外擴張的傾向——有人類社會就有了資源爭奪，有資源爭奪就有戰爭，然而惟有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經過「資本家—集權政府復合體」的大力推動，才能出現在十六世紀以後越發頻繁，規模越發龐大的戰爭。上世紀兩次動員極廣，破壞極大的世界大戰，也才有了社會經濟動因和條件。

某個意義上說，對於生產資本的控制、創造和應用的效率是中性的，不涉及價值判斷。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社會對於資本的控制、創造和應用的效率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這種效率應用在好的方向上，人類物質生活條件進步了；但是當這種效率被應用在壞的方向上，也就會造成人道災難。戰爭只是極度殘暴的體現，而資本主義體制對個人的壓抑，集權體制對個人權利的剝奪，貧富懸殊和被制度性壓迫者陷入絕對貧窮等，則是更長期而根本的「人道危機」。現代的效率越高，這些人道危機也就越嚴峻。

面對這些人道危機，人類並非束手無策的。世代以來，人類文明不斷解決人類社會發展所衍生的問題，以避免人類文明走向自我毀滅。上述所論現代所出現的人道危機，現代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並且提出了應對的理論和方法。這些應對的理論和方法都有針對性，直接面向現代化造成的問題。換言之，這些產生於現代的理論，在本質上是屬於「後現代而生」的，也就是現代的條件已經出現，而且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之後，才作出回應的。這個觀點屬於「歷史物質論」的範疇（並非「唯物論」，「Materialism」的字面解釋和實際涵義並無「唯」的意義，而只是指出歷史的演變和社會組織、理論的產生，主要根據於物質條件的轉化）。

而這些「後現代而生」的理論，包涵非常廣泛，内容非常豐富，難以一概而論，但是究其根本，乃是對於人的價值的覺醒，並且開始逐漸清晰地界定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人的價值覺醒產生的是人權、平等、自由和博愛等概念——在理論上說，我不同意所謂「天賦人權」，因爲現代的人權觀念乃是人類社會集體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而且正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權的概念屬於「人道」範疇，而並非「天道」本質。而對於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界定，則形成了現代社會組織的複雜理論體系，其核心觀念乃是權利與義務的界定。這種關係的界定，產生的是契約的關係，因爲這些關係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是由不同的契約所維繫的。由此而生的理論，包括社會主義、「民約論」、各類民主理論、選舉制度理論等。而在組織方法上，各類契約逐漸成熟而形成普遍的成文和不成文法律體系，也催生了法治的理論和觀念。

上述的「後現代而生」的後現代理論體系，在前現代基本上已經有根可循，並非無中生有。然而，這些後現代理論與前現代的概念的重大分別，是從模糊而準確，從抽象而具體，從局部而全面。

以上所論的「後現代」，與一般文化評論或者理論評論者的定義不盡相同，我無意分辨哪一個「後現代」的定義比較準確，只要這個「後現代」的定義，能夠有助討論，已經達到這篇短文的目的。

至於文章題目中所言的「青蛙跳」，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特別是對於探討後發展國家跳躍式發展甚有幫助，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課題。所謂「青蛙跳」，是指後發展的國家，能夠在無經過先發展國家的物質發展條件，而直接參考、或者採用先發展國家的體制、理論和技術。青蛙跳的概念開頭多數應用於科技發展上，指科技比較落後的社會，直接採用先進科技，達到跳躍式發展，例如本來發展通訊科技，首先經過的是用窄頻的電話綫網絡，然後才發展出光纖寬頻網絡，而在硬體的敷設上，也是先實現了普及窄頻網絡，才轉用寬頻網絡；然而，後發展的社會，由於之前的條件未成熟，連窄頻網絡都未敷設，寬頻網絡技術在先進社會已經發展出來，於是落後社會就跳過了窄頻的階段，直接使用較先進寬頻技術。

這種青蛙跳式的發展，往往出現在後發展的社會。但是青蛙跳式發展，可以是生硬的、不問就裏的「拿來主義」，也可以是有機的將外來的先進技術「移植」至後發展社會。這些「移植」來的技術會在後發展社會生根，獨立自主茁壯發展，長遠來説不會依賴於不斷外求，而能夠自主創新。社會的價值、理論和體制也是如此，後發展社會可以參照先發展社會，形成本身的一套體系。

百多年來，中國西化、現代化的主張，基本上就是要參照先發展的西方的價值、理論和體制，將其應用到改良中國社會之上。如上所述，現代化產生於西方，西方有先發展的優勢，中國參考西方絕對合理。然而，中國應該參考西方的價值、理論和體制中的哪些部分，應該批判哪些部分，就非常關鍵。現代既帶來比前現代更嚴峻額的人道危機，也因著這個原因而產生了更準確、具體而全面的後現代理論體系。中國應該參照的，是應對現代化所帶來的問題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體系雖然產生於先現代化的西方，但在本質上並無必然的「西方性」；在缺乏物質基礎的後發展社會，直接移植先發展社會的體制，可能會顯得格格不入，並且會將該體制扭曲，成爲了一個既不先進，又不落後的四不像。在參照的同時，如何避免成爲淺陋的「拿來主義」，實在需要深思。

清末，國人經歷了列強入侵的國恥，受到啓發，知道必須發奮圖強。部分知識分子看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以爲此乃西方所戰勝我國的主因，遂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興辦實業，建造輪船，敷設鐵路，實現物質現代化。後來發現工業化與舊社會體制衝突不休，舊產權制度不足應付新生產關係的要求，因而比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主張學習西方的社會經濟體制，展開了「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的爭議。後來，辛亥革命成功，中國在體制上走向共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理論上提出三民主義，制度上制定五權憲法，主張平均地權，物質經濟上推動建國方略，建設全國鐵路，繼續興辦實業。縱然中山先生的主張並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完全落實，但是他的主張和推動，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與理論方向，因此中山先生絕對無愧被尊為現代中國的國父。

然而，民國雖立，國會雖開，共和體制卻只有形式而無實際。軍閥割據混戰，憲法不彰，土豪劣紳掠地於鄉郊，權貴財團聚斂於城市，民生仍然凋敝，社會尚處於動蕩不安。及後日寇入侵，尚未現代化的民國險些夭折。抗戰勝利，中國光復，但是民國仍然不穩，執政的國民黨影響力難及以廣大的農村為根本的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順應了當時實際的社會經濟狀況。在當年的蘇區内，共產黨推行土地制度改革，打破了前現代的中國多年的小農傳統，集中了農村的力量，支持了粗具現代規模的軍事力量，因此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

土地制度改革，調動中國廣大農村的力量，投入建設其他現代化事業，包括工業、國防和各類基礎建設，是中國步向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在這個過程中，領導整個國家的共產黨犯了不少錯誤，土地改革進行過速過度，以致在時機尚未成熟之時，農村體制從初級合作社過渡到基礎薄弱的高級合作社，並且發展至不符實際的人民公社，違反了現代經濟的規律。過多的政治動員運動耗盡了人民的精力，不科學的「大躍進」更造成了大飢荒，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更加對整個社會組織和關係造成極大破壞。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許多動蕩。

有論者將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政治動員運動簡單地打為不科學、反進步的錯誤，完全否定這些改革和運動的現代性，這種觀點本身也是不科學的。過速過度的農業集約化雖然欠缺社會經濟基礎，但是集中了的農業力量，的確造就了中國急速的工業化，特別是在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發展方面，沒有這些土地制度改革帶來的經濟實力是無可能實現的。共產黨推動的政治動員運動雖然破壞了許多社會體制，並且造成了嚴峻的人道危機，但是卻實現了全國動員，現代中國首次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集權國家體制。這些改革和運動一方面破壞力巨大，但是同時也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將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從前現代，帶進了初階的現代。而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單一制國家體制，建設中央—省—市—縣—鄉—村的系統，雖然曾經歷過人民公社和文革革命委員會等的干擾，但是總算在後來終于得以落實。

歷史不能重來，歷史事件的發生和歷史潮流的發展本身受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限制。歷史裏的教訓，成爲前車之鑒，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犯了很多錯誤，但是熬過之後，論者應該深刻反思，避免再犯同樣錯誤，也應該同時科學化地檢視一下成果。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現在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後，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進入集中力量建設現代經濟體制的階段。社會經濟制度改革，更清晰地釐定產權，在制度上形成實際上為承認私有產權中的資產使用權和轉讓權的土地承包責任制，允許了個人、私有企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推動中國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漸漸富裕的城市裏的市民階級開始擡頭，一個開始弄清楚自己在社會經濟制度内的權利的階級興起，大量維權的行動湧現，公民社會發展，網上民意不可抑制，政治改革縱然仍有漫漫長路，然而已經超越了臨界點，不會逆轉。

在「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又面對著一個新的「現代化」的論爭，全盤西化派、「凡是派」和堅持獨立自主的改革派分別對政治經濟制度有不同的主張。全盤西化派認爲學習西方先發展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中國現代化的出路；「凡是派」則堅持繼續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綫；而堅持獨立自主的改革派，則認爲必須走切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不能硬搬西方一套，但又堅持必須改革舊制，完善政治經濟制度。時過境遷，改革開放超過三十年後，僵化的「凡是派」早已失去影響力，剩下的是全盤西化派和堅持獨立自主的改革派兩大類主張。前者鼓催繼續「深化改革」，持續向國際資本市場開放；而後者則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創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張。

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經濟制度，讓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然而，部分論者主張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改旗易幟」，修改社會主義憲法，老白則堅決反對。將毛澤東神化、將其政治綱領教條化是錯誤，過速過度的左傾政策也是錯誤。將毛從神壇拉下來是正確的，但是反過來把毛妖魔化，把所有左的政策全面放棄，則是另一極端的錯誤。同理，批判文革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應該的，一個社會不可能長期處於政治動員狀態，不事生産，然而若把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等同於否認階級矛盾的存在和否定階級分析的理論框架，也絕對是不符合社會科學原則的。階級矛盾客觀存在，階級分析也為透析社會經濟問題的有效理論工具，改革開放怎樣進行下去，這些理論都不能丟棄。

文章開頭已經討論過「現代」和「後現代而生」的理論的產生。如果說資本主義體制是「現代化」過程中内生的，社會主義理論則是對此内生體制的批判。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和其伴生的人道危機，從反面催生了社會主義這「後現代而生」的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簡化地看就是應對現代資本主義體制所產生的問題的思想工具，而其「公社主義」和革命理論則是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具體制度主張。（請留意「公社主義」並非「共產主義」，「Communism」的字根是「Commune」，意指「公社」而並不指「共產」，共產的翻譯，據思想家魯凡之的考據，乃是十九世紀末時國人從日文版《資本論》翻譯成中文時之誤。公社雖然將部分財產收歸公有，並且主張按勞分配、按需取用的原則分配財產，但是並不排斥私產，跟粗疏的把所有財產收歸公有，然後平均分配的所謂「共產」大爲不同。由於「公社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詞的意指涵義大有不同，故老白避用積非成是的「共產主義」一詞。「公社」的具體内涵也比「共產」更接近「社會主義」的内涵。）

中國共産黨的革命實踐和制度建設，其實深受列寧的先鋒黨革命理論。在落後社會建立一個先鋒黨，由先鋒黨帶領社會經濟條件尚未成熟的社會進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實行社會主義政策，是列寧理論的精粹。先鋒黨推動在後發展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正是一種「青蛙跳」式的實踐。

在落後社會推行先進革命，由於社會經濟條件尚未成熟，容易產生錯誤和實際上是違反革命原則的衍生問題。以先鋒黨建立集權國家體制，全權實行包攬一切的政策，在公民社會尚未成熟的情形下，權力容易被扭曲成爲不被約束的「極權」，從而帶來比資本主義體制更加嚴重的人道危機。革命先鋒如何在取得政權之後持續「保先」是一個極大極難的題目，下文將會加以討論。但是，先鋒黨循革命途徑取得政權，推翻舊制度，和馬克思所論的資本主義自行消亡，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同樣是先進的表現，本應是殊途同歸，只是前者是一種「青蛙跳」式發展，而後者是社會經濟條件成熟之後自然產生的結果。因此，完全否定革命政權，也是否定先進性。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擺脫過往落後社會實現社會主義時的錯誤，甚至說進行所謂「資本主義補課」，首先完善現代經濟體制，以使社會經濟條件成熟，強化落實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先進的方向。「青蛙跳」式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青蛙跳」式的革命實踐之後，中國必須加強填補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空白，實現真正應對現代產生的問題的「後現代而生」的價值、理論和制度。

上文已經簡單闡述了，後現代的價值、理論和制度雖然產生於西方，但這主要是因爲西方先實現了現代化，而不是這些價值、理論和制度必然由西方文化所内生。也正因如此，老白不認同將採納這些價值，或者應用這些理論和落實這些制度為「西化」，所謂「全盤西化」更加無從談起。中國要填補社會經濟制和政治制度的空白，要參考的是先發展現代化的西方實踐後現代理論的經驗和成果。另一方面，後現代的價值，很多是具有普適性的，涉及的是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和價值，所以反對「全盤西化」也不代表反對普世價值。部分論者將普適於人類社會的價值看為西方價值，從而否定中國要參考和採用普世價值，是對普世價值的誤解。

這些普世價值内涵豐富，但是簡而言之，可以平等、自由、博愛涵蓋。平等和自由是後現代價值的核心，這兩個核心價值是後現代社會賦予人的基本權利。博愛則是以個人為價值的重心，當社會中理性分配和健全制度都不能夠排出不平等和對部分個人的自由的制約時，社會仍然應該兼顧這些部分人的利益。

每個人在世界上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是社會的其中一種終極價值。但是平等的定義並非「共產」，也不是簡單的平均主義，而是每個人應該在若干權利上達至平等，特別是直接影響到其個人核心利益的權利，必須平等地賦予每個人。在平等的價值下，集權國家的政府應該代表所有人的利益，雖然各人的利益有所差別，甚至互相衝突，不可能達致所有人的利益都被完全滿足。但是服膺平等價值的社會，其政府的產生辦法，應該符合平等原則，就是要通過制度賦予每個人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而到目前爲止，最能夠體現基本政治權利平等的制度，就是普及而平等、一人一票選舉政府的制度。能夠體現每個人基本政治權利平等的制度，必然是以民爲主，而不是以掌權者，或者由掌權者控制的政權爲主的，所以平等價值的具體表現，也必然是民主的。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雖然保障了社會中每個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平等，但是並不代表每個人的實際權力平等。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資本傾向於不斷集中於擁有較多資本的人手上，如果在經濟制度上無有效制約壟斷的方法，資本家會漸漸壟斷資本。允許資本一定程度上自由運作，是鼓勵生産的重要手段，但是當壟斷形成的時候，將會造成不平等。普選產生政府的制度能夠某程度上使擁有較少資本的個人，以選舉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並制定制約資本壟斷政策，從而達到相對平等。然而，普選產生政府有時限性，而複雜的社會運作也難以凡事經過選舉、公投來表決，因此在制度上一些反壟斷的基本制度，也是保障平等的重要手段。

自由是「後現代」社會中另一個重要的價值。社會總體個人自由極大化也是人類社會終極價值的一種體現。所謂總體個人自由極大化，其中重點就是每個人可以自由發揮自我精神意志，並且在合理的社會規定下將精神意志化爲行動。要能夠自由發揮自我精神意志，個人必須免於生存的恐懼、免於壓迫。

現代集權國家體制集中了生産資本，也集中了社會管理的權力，必然也會制約了部分的個人自由。而且由於社會的資源有限，個人發揮自由意志的行動必然佔用了部分資源，亦即會影響其他個人的自由，所以一個社會也必然需要合理地限制部分個人自由以達致總體個人自由的最大化。如何在總體與個人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這篇短文不可能深入探討。但是扼要地闡述自由價值，就是以個人自由為本，而在發揮個人自由意志的行爲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情況下，這些行爲不應該受到限制。而包括思想、宗教信仰和言論等方面的個人自由意志的體現，對於他人的自由的妨礙比較小，因此在這些方面應該賦予個人最大的自由。

另外，社會的生産方式也影響了個人行爲，以資本為經濟的本位，並且以資本作爲衡量個人價值的指標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必然會將無法取得壟斷資本的階級壓制於生産功能之中，亦即壓制了個人精神意志的發揮。貧窮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會壓制個人自由意志，因此真正以個人自由為本的「自由主義者」，必然批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有些論者將資本和擁有私產的自由無限放大為個人終極的自由，是忽略了壟斷私產將會壓制其他人的自由的現實。這些鼓催無限制自由市場人雖然披著「自由主義」的外衣，其實更準確地說只是「自由市場主義者」，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完全沾不上邊。

關於平等和自由的價值，已有大量的知識分子探討過。而這些知識分子多被歸納為「新左派」，以與以先鋒黨革命實踐為代表的「老左派」分別開來。無論是「新左」還是「老左」，在本質上都是屬於對現代進行反思，以應對現代人道危機，改良社會體制的「後現代而生」的思想者和行動者。我們不可能用單一的框架來包涵這些思想者和行動者。但是真要說，老白認爲仍然可以以「社會主義」理論來概括。

社會主義理論跟「現代化」和其他「後現代理論」一樣，都是容易被誤解和混淆的。不少論者把社會主義粗疏地等同於平均主義，或者將社會主義與先鋒黨革命實踐和其後的失敗掛鈎，甚至將社會主義視爲實質的極權主義，因而認爲社會主義一無是處，避之則吉。特別是在像香港這個地方，大量受過社會主義失敗實踐的苦果的人聚集，更加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輿論普遍否定社會主義。然而，有社會科學頭腦的人，應該懂得區別社會主義理論和先鋒黨革命實踐的本質分別，不應該因爲先鋒黨革命實踐失敗而否定社會主義理論。

簡單地說，社會主義理論跟資本主義的根本分別，就是前者是以社會為價值的基本。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所以社會主義也重視個人價值，但是由於現代社會結構複雜，難單純以個人價值作爲惟一核心，而必須以全局思維考慮社會價值，故此與個人主義區分開來，以社會價值為理論的核心。資本主義則是本文開端時所論現代資本累積而形成的經濟體制的體現，以資本為價值的核心。由於社會主義以個人形成的總體社會為價值核心，必然批判以資本為價值核心的資本主義體制，也必然會主張制約可能抵觸社會價值的資本運作。視資本主義為催生平等、自由、民主等價值和思想的根源，在邏輯上說不通，不過是對於現代的歷史和後現代理論的曲解，而將社會主義批判理論的主張張冠李戴，將奉行資本主義體制的社會所作的社會主義改良扭曲為資本主義的優點，為資本主義體制貼金而已。

擁抱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而本質上是「後現代」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應付現代化產生的問題的有效工具，也是化解現代帶來的人道危機的良方，中國未來的發展，應該深入思考和發展這個早已在先鋒黨革命實踐中，以社會主義憲法的方式牢固地刻在其體制之中的理論體系。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既批判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產生的問題，更因其高舉平等、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必然擁護民主制度。

從落後的前現代社會一舉建立起後現代的社會主義政權，並且制定了社會主義憲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成就。雖然因爲社會本質仍然處於落後狀態，這個社會主義政權犯了極多錯誤，但是它也成功帶領中國跨躍了現代化的過程，以「青蛙跳」式的方法造就了落實後現代體制的條件。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現代經濟體制發展相對成熟，社會也具備了漸漸成熟的條件，但總括而言，地廣人多，内部發展差距極大的中國仍然未具備完全成熟的條件，自然過渡至後現代的社會主義體制。因此，高舉後現代價值，根據後現代理論實踐社會主義體制，落實民主制度等，仍然是一種「青蛙跳」式的跨躍發展。然而，這次的「青蛙跳」，比六十年前建立新中國的跨躍的幅度相對小了，引起的社會震蕩也會相對較小。

當然，老白絕對不認爲我們可以掉以輕心，以爲社會主義發展必然一帆風順，但是我仍覺得對中國未來的「青蛙跳」的前景，我們可以保持審慎樂觀，並積極地推動。高舉平等、自由、博愛等普世價值，落實民主制度的後現代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社會，並非遙不可及的。而所謂「中國百年夢想」是現代化嗎？應該是現代化嗎？和什麽是現代化嗎？這三個問題，在釐清了現代的概念與後現代理論的本質之後，也將得到比較完滿的答案。

一篇只有一萬一千七百字的短文，要處理如此多複雜而宏大的理論和概念，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撰此文章，主要目的也只是整理一下老白多年思考現代化與後現代理論的所得，作一個中期審視和檢討。老白希望各位先進風騷，後進銳筆，不嫌此文鄙陋，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