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理應反對不公──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11月3日，拜讀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明報》論壇的鴻文〈青年人，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有所增益。當中一些觀點，切中時弊，但有些卻不無商榷之處。
香港青年面對艱難處境
文章第一段提到「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第二段提到「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但窮人日多、「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越來越多青年成為香港的「新貧窮人」。
近年來，我們看見香港青年多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訴求，但從沒有聽過青年要推翻政府，另立新政權。因此，梁先生所說的青年「倒」政府，未免言重。不過，作為資深青年工作者，梁先生的看法仍有其正確之處。香港新一代的處境，的確不妙。現時，大學生畢業時，往往已欠十多萬元學費貸款；一職難求之餘，裁員減薪永遠陰魂不散；貪得無厭的炒賣活動不斷推高樓價，令安居和組織家庭成為妄想。11月6日房署公佈最新數據：今年接獲4200百個未滿30歲的新增公屋單身申請，較去年激增五成，其中37%具專上學歷，較兩年前上升8%。公屋本是讓社會上貧窮的基層市民有瓦遮頭，現時專上學歷申請者急升，顯示高學歷青年真的日益貧窮化。學歷高者尚且如此，在考試遊戲中被淘汰出來的、為數更多的青年，就更不用說了。
其實，不單是青年，各階層各年齡層的普羅大眾，生活也不好過。一般市民未必會經常細看和分析經濟數據，但是，職業保障日差、工時日長、工資不見合理增長、生活質素越來越差，卻是一種直接的感受。「你覺得生活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差？」梁先生如果能就這個問題「出去問吓人，是但問一個人」(套用最近在網上熱爆、控訴社會不公的一段短片中的說話)，應該會得到確切的答案。
以基督的精神批判不公不義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根據梁先生的說法，以上種種問題，是政府「在所難免」的政策失誤。然而，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已經12年多，這種「在所難免」竟然一直持續，而且日益惡化，到底是「在所難免」還是有意為之？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除了政策向大財閥一邊倒、向巨商輸送利益等情況外，就是民生日艱。這邊廂，豪宅呎價突破七萬元；那邊廂，環境惡劣的籠屋和板間房需求日大，呎租高過豪宅。這樣一個人均年收入約三萬美元的城市，還有甚麼公義可言？關心自身生活、關心香港前途的青年對政府有怨言或提出反對，難道是錯嗎？
梁先生勸喻青年要「作個文明的人」，可是，文明社會，不是靠縱容和鼓勵不公不義而建立的。突破是基督教機構，梁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定必熟識耶穌基督的教訓。耶穌基督在安息日治病、批評當時在社會上有權力的法利賽人和文士等，都是為了爭取公義而不惜挑戰權力的表現，但耶穌基督從來沒有想過要奪權。十六世紀馬丁路德領導宗教革命、二十世紀馬丁路德金領導民權運動，都不是針對當權者，更不是要取而代之，而純粹是在耶穌基督公義精神的感召下逆流奮起，反對當權者不公不義的行為，為人類謀福，令人類社會更文明。試問，這是違反文明、違反耶穌基督教訓的做法嗎？
儘管社會上存在嚴重不公不義的情況，但是我們不必悲觀。近年，我們看到在多個社會運動的範疇，有越來越多青年的影子。他們不是要向政府報仇，更不是要「倒」政府，而是為社會公義、為香港前途發聲和打拼。這些都證明，香港未來仍然有希望。正如梁先生所說：「你們(青年)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這句說話，也是我和梁先生的最大共同點。
星期六，我將自己的文章傳給突破，今天收到梁永泰親自回應的電郵，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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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青年創造的
很多謝您對〈青年人，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一文的回應，深覺您對關懷弱者，社會公義和當今青年人處境，都很關注。可以讓我表白一些為何寫此文的背景思想。
一. 我從事青年工作多年，很關心青年人的社會處境，也知道文中所提「新貧窮人」包括年青人，而在「M型」社會，貧富懸殊，是不公義的結果嗎？這些問題我亦關懷。
二. 本文所寫的背景，是曾特首的持區政府餘下任期只有兩年多，而坊間差不多所有的文章和輿論對政府都是負面的。我想，一個過渡自殖民地的初生政府，能否承受得來？董建華和梁錦松是商界出身、王䓪鳴來自非牟利機構、葉劉淑儀、羅范椒芬、張敏儀來自政府、李國章來自大學，他們都相繼倒台，可以顯示這個政治轉折是不易為。百多年殖民地過渡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人類歷史前所沒有的政治實驗，政府的脆弱程度可想而知。今天的局長與常秘、司長和首長，都是新的崗位，普選與直選亦未過渡，許多事情非一個先天不足的政府所能應付。英國殖民地時代，沒有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如果我們面對一個脆弱、未成熟、初生的政府，可以怎樣？如果是提出社會公義，如果全港的傳媒及輿論都責駡政府，好像它一件好事都沒有作，是否公平？而且近期帶人身攻擊，包括未查明先藉輿論判罪的「慳電胆」事件。誰是弱者？公義在哪？基督徒的社會聲音在哪裏？為甚麼連一個替政府講說話的聲音也沒有？為甚麼要一個沒有政府資助，在沒有權勢之下的小小「突破」機構，站出來講一句公道的說話。而且「倒」政府的標語和言論很有破壞性，我真的擔心政府倒下來，後果不堪。(青年人想「起義」和「倒」政府的言論，請看上星期日的明報)。
三. 這不代表我認同於政府所有的政策，正如文中所列，政府是有許多失誤，在房屋政策、廸士尼、 文化保育，工業類型等，還有許多許多，但不表示一無是處，一點可以稱許的事件都沒有。
四. 我們做青年工作，對社會抹黑青年人如校園暴力、少女援交、網上尋迷、校園毒品等，是事實，但不能集中以青年問題為焦點來看青年人。我們對年青人亦有要求、政府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批評之後，我們的責任又如何？我們怎樣能補政府的不足。
五. 至於生活是否改善，在乎你比較哪個「從前」，如果是在安逸環境長大的青年人，日子會愈來愈難過，就業愈來愈困難，生活愈來愈差，這是經濟轉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困境。但這一定是與社會公義連上關係嗎？
如果以比對這一代之前，即25年前，他們所出生的社會，確實在房屋，交通、醫療及教育，比以前多一點機會。香港有百份之五十的人是住公屋和居屋的，政府真的沒有照顧窮人？醫療教育也是政府最大的負擔，我們的政府真的沒有公義？
看看鄰近國家，我們的公務員是比較優秀的，我們有沒有嘉許？
六. 路是人行出來的，今天我們需要更多有創意和積極的人才，推動積極的事。面對70-80年代的殖民政府，我們可以多批判，面對國內政府我們可以談公義民主，但基督徒也要認清今天的香港政府是一個怎樣的初生弱體，它所需要的不單是提醒和批判，也是需要扶持和伙伴，難道年青人不可以有更多的承擔嗎？
梁永泰
1梁永泰有點不盡不實，突破沒有政府資助，只是指沒有接受直接資助（如社工），但卻有接受間接資助（如突破村塊地）。
2以下是我今天給梁永泰的第二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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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
11月10日收到您所親覆的電郵，十分欣喜。惜因近日事忙，今天方能回覆，望見諒。
梁先生在《明報》上的的鴻文，近日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討論，反對的意見中，有很多和我的看法相似，我亦不必在這裡重覆。不過，有兩點意見，仍然值得說一說。
(一) 政府一再向社會上最富有、最貪得無厭的金融和地產財團送大禮，這是對廣大市民的嚴重剝削，也敗壞着社會風氣和香港的前途。政府的確有做過好事，但這些好事，卻遠遠抵不上這種利益輸送。從宗教的角度看，政府是在鼓勵最富有的人貪婪(「十誡」第十條是叫人不可貪婪的，耶穌基督對世人過分重視錢財也有指責)，是在增加他們的罪，也在增加政府的罪。
(二) 在回應的第五點提到：「日子會愈來愈難過，就業愈來愈困難，生活愈來愈差，這是經濟轉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困境。但這一定是與社會公義連上關係嗎？」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不公義的制度，非洲的奴隸貿易、美洲的屠殺，都是資本主義原始累積時的惡行。階級的剝削，引起社會主義革命(這當然也引起另一些問題)。這一切一切，都證明了資本主義惡的本質。現時，未有另一個制度可以取代它，但不能因而指資本主義與現時的社會不公義無關。
談到香港青年的現況，自是梁先生關心的，也是我感興趣的題目。我是《香港商報》論壇的其中一名作者，不時向《香港商報》論壇投稿，發表文章(不代表《香港商報》立場)，當中有不少是直接或間接觸及青年議題。附加檔上有其中兩篇，請指教。
3青年的不安和不滿，最近才引起更多關注，其實，以我的觀察，這在六年前已明顯出現。2003年7月1日的「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我全程參與和觀察，發覺當日在長時間酷熱、擠迫的情況下，堅持到走畢全程的，大多是十多歲至二十多歲的青年。除了體力原因外，也說明了新生代對現實的不滿和求變心切。可惜，事後社會輿論和學者，以為中產階級是當時經濟不景下受害最大的一群，故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中產階級政治參與」之上，忽略了新冒起的青年力量。六年過去，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程度不見大幅提升，反而青年卻更為突出。青年沒有基礎、沒有包袱、沒有出路，抗爭成本比已屆中年的中產人士低很多，自然有條件「更激」。六年後，當日十多歲的已年過二十、二十多歲的已年近或已過三十，他們面對的，主要是安居難、成家難、就業難、無出路等重大人生問題，而且隨著年紀漸長，這些問題更為迫切，他們的內心也更為焦急。比他們年輕的十多歲青少年，日漸懂事，看在眼裡，不滿、不安的情緒也正在醞釀，反對「政府與超級巨商勾結」這種貪婪剝削政經體制的人，將會源源不絕，後繼有人。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能與梁先生交流，讓我獲益良多。我雖然不同意梁先生一些觀點，但梁先生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避責難和挑戰，帶動社會討論，令我欣賞。希望今後會有更多交流切磋的機會。
梁永泰再次回應如下：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articles and opinions. I think my article was misread by many, including you. I did not say we do not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 did not say social poverty is not connected with social justice. I am simply ask the question, can we do more than simply criticizing? Can the youth rise up and shoulder some of the pioneer task? Is dichotomizing (rich-poor, power-oppressed, government-youth) a useful framework? Trust that you can rise over this simplistic model.
Blessings,
W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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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禮貌性回應：
一個多星期的分享，令我獲益良多，謝謝，希望我們將來能有更多的討論。
4祝願香港明天會更好。
似乎天主教較喜和政府對著幹,好像陳日君；基督教則較為親政府。
5不過，我不太喜歡陳日君，也懷疑宗教領袖與政治是否應保持距離，冷眼旁觀為妙。
天主教在港英時期，和港英是盟友關係，看看以培養治港精英為主的港大和天主教名校的關係可知一二，當然不會反政府。但羅馬天主教與共產政權一向對立，故有當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美國秘密結下神聖同盟，由波蘭(波蘭有9成人口是天主教徒，教宗又是波蘭人)開始，推倒東歐的共產政權，大獲全勝，此事至今仍令北京對梵諦岡有很大戒心。
6至於香港的基督教，只注重個人自我感覺良好，傾向內心的煽情感動，對社會上的事不聞不問，視野和知識面日益狹窄，根本不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有違基督精神，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