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鐵看政府的經濟意識形態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其中一項爭議,是總站的選址。政府堅持高鐵總站應設在接近市中心的西九龍,而公共專業聯盟和學者梁啟智則建議把總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就能發現政府的決定是建基於一套已經過時的「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理論之上。政府必須續漸放棄這套成效不彰的經濟理論,改以區域平衡發展的理念看待高鐵總站選址,以至香港的整體發展。
政府認為高鐵總站一定要建在非常接近市中心的西九龍,因為興建高鐵的主要目的,的是為了以最大程度方便那些需要急速往返中港兩地的商人和來港消費和投資的內地旅客,從而最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由於這些商人和旅客的目的地多為市中心,所以如果把總站設在錦上路,他們將要預留數十分鐘的時間轉車,這將大大削弱高鐵的吸引力,使它無法逹到預期目的。
先不論把總站設在錦上路會否嚴重削弱高鐵的吸引力,單就政府所提出論點而言,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向富人傾斜,而且可以推測政府是「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信徒。「滴漏經濟學」(或稱「滴漏」或「涓滴」理論」)最先由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共和黨政府所採用,後來被列根總統所繼承。這套理論認為,政府的政策和基建,應先保障大商家和有錢人的利益,為他們創造商機,因為經濟增長能促進消費和增加就業,最終能惠及全社會,包括窮人。這套理論正正解釋了為何政府堅持要把高鐵總站設在西九,因為這最便利富人和商旅。其實特區政府並不單單應用這套理論在高鐵計劃上,它的整個施政方針,其實都受這套理論影響。今年政府的施政報告,提出「經濟優先」的理念,就是認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促進經濟發展。而報告亦認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治本之道,「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施政報告》頁4、頁30-31。)
問題是這套「滴漏經濟學」在香港已經不合時宜,經濟增長會惠及全社會的良好願望近年已開始不能實現。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顯示,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由97至08年有近五成的實質增長,但每月住戶的入息中位數,卻輕微下跌,而月入少於八千元的家庭更由26萬個激增至44萬個,可見大幅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惠及窮人。社聯分析統計處的數據更顯示,香港的窮人數目,已增加到124萬,可見貧窮問題之嚴重。既然「滴漏經濟學」已被證明不能有效把財富再分配到窮人手裡,那麼政府就應該改變思維,以新的理念來處理問題。我認為政府需要以更進取的態度來分配資源,而不應再把分配資源的責任交託給企業和富人,並把政策和資源向他們傾斜。
現在我們再回看車站的選址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考慮放棄把總站設在市中心,改為把站設在低收入市民聚居的新界西北地區(如錦上路、天水圍或元朗),並順帶將當地發展成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吸引內地旅客到當地消費投資,直接把就業和發展機會帶給當地低收入市民,從而產生「財富再分配」的效果,並藉此促進市區和新界的平衡發展。其實內地有不少城市的高鐵項目都有類似的目標,他們希望以高鐵帶動城市周邊地區發展,所以車站大多設在市郊,例如東莞把高鐵站設在虎門鎮,廣州則設在石壁。而台灣興建高鐵的目的,亦是希望形成南北一日生活圈,以平衡南北發展。有論者質疑,把總站設在新界,乘客要轉車才能到達市中心,會削弱高鐵的吸引力。其實只要做好交通配套,所需時間比設站西九不會差別很大。
聯合國開發組織(UNDP)的最新報告顯示香港的貧富差距全球第一,再次證明主導政府施政多年的「滴漏理論」已經不合時而,且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候。政府應儘快調整施政理念,以更進取的態度協助弱勢社群和低收入社區。而以高鐵計劃促進本港的區域平衡發展,正好作為政府改變施政理念的「試點工程」。所以,高鐵總站,應該設在新界西。至於確實地點應定在那裡,錦上路是否最理想的地點,這就需要政府、專家和社會人士來共同研究。
(此文略作修改後,於2009年10月28日刊登於香港商報)

香港特區政府現在根本就沒有甚麼經濟意識形態可言。它也不會跟人民一起討論及研究。
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偏袒地產商。
香港特區政府也不會做甚麼社會規劃,只會以大地產商利益為規劃。
西九現在已發展成專為國內億元富而設的豪宅區,政府下一步發展名為藝術實為地產項目的西九文化區,大地產商磨拳擦拳。高鐵直達豪宅區心臟地帶,肯定成為售樓廣告的一大亮點。
要更改政府的施政理念,又或者與政府作有意義的討論,唯一方法就是要先更變香港的政治體制。
1麻鳩兄所言什是,但由於政府至今還沒有公開承認興建高鐵是因為地產商的地益,如果我們用這點質疑政府,它大可以不理。但如果我們能成功反駁政府公開宣稱的興建理由,它就無法不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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