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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

十一月 20, 2014 By: 栢齊 Category: 社會透視

《史記》之終卷〈太史公自序〉對先秦九流十派中之法家有以下評析: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談法,旨在通過嚴刑峻法,確保社會秩序以利管治,從而於最短時間內實現富國強兵,商鞅為秦變法,即是如此,其優點在於「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驟眼看來,頗有現代法治思想之意味,不少人亦以為法家所談即法治,然而究其內涵,則相去甚遠,何解?

現代法治之涵義,概括而言,有兩個層次:狹義之法治,一切以掌權柄者所制訂之法令為依歸,要求人人無條件遵守和服從,不論是善法還是惡法,哪怕只是維護特定階層之統治和利益,秩序至上,是之為「嚴」;廣義之法治,涵蓋維持社會運作之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與規範,以彰顯公義、公理和公益為目標,力圖所有法律必須體現道德、平等、憐憫與保障人權等理想和價值,做到公平、公開與公正,是之為「恩」。法家重法,雖能「正君臣上下之分」,「明分職不得相踰越」,惟法家之「法」是以功利主義掛帥,「變法」目的在「圖強」,實質是為掌權柄者之利益服務。

對法家而言,鞏固君主統治,實現富國強兵,就是「公」之所在,惟此卻忽略國家之存在,實以人民為根本。若國家之強盛是以民眾之福祉為代價,本末倒置,猶如築高樓於浮沙之上,根基脆弱,或能一時達致穩定「和諧」,卻無異於掩耳盜鈴,終會爆破,勢將無法收拾。相對法家之「嚴」,儒家崇「恩」,通過六藝教化,讓禮義廉恥之價值深植民心,與促進公義和維護人權之現代法治目標相一致。儒家之理想社會,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以諄諄善誘為經,以禮樂典章來緯,後者之實施,亦得靠完善之法度。由是觀之,唯有集儒法以至諸子百家之優,一切法規和制度之釐訂,以公義與人權為準繩,捨短取長,融會貫通,方有望達成真正之法治。至於各「持份者」有否足夠氣魄,基於「以民為本」之核心價值,學習先人智慧繼而實踐,與普世價值接軌,則非筆者所能斷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原文載於「栢齊的異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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