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部落

「地產霸權」近日成為輿論界的潮語，儘管地產霸權現象多年來一直客觀地存在。 潮語誕生事必有因，「地產霸權」之所以成為潮語，源自2010年7月由潘慧嫻所撰的《地產霸權》面世，自出版後一紙風行，短短一個月內便出了第三版，「地產霸權」也隨之成為潮語。 除了購書拜讀外，筆者在8月21日一個討論年青人面臨的挑戰的論壇上，與其他講者談論一下「地產霸權」，當中包括了獅子山學會的行政總監王弼先生。 所謂地產霸權，說到底就是市場壟斷。當房屋供應、關係民生的各行各業被小數幾個地產商壟斷後，普羅市民處於被剝削位置，讓人予取予攜。更甚者，少數地產商能控制政府施政，令政策和法律完全偏向大地產商利益，形成經濟與政治雙重壟斷。 當地產霸權出現，市場遭壟斷，現制度已不再是一…

問：這個「新馬克思主義〔政治人〕香港特首」的命題，是否有些「陌生」或「新異」？ 答：不見得，或不應該這樣認為。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原則之一，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効行使主權的領土；《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受《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憲法》下「一國兩制」的「一國」主導規範，因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受「中國馬克思主義4項原則憲法一國」主導和規範的「資本主義特別行政區」。所以，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人〕香港特首」命題才是合乎基本規範的提法，至於某些人會產生一些「陌生」或「新異」的感覺，則只因為「習非成是」，幾任〔2名〕「香港特首」都「不符合中國馬克思主義憲法一國規範」之故。至於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加一個「新」…

前天看完電影《Inception》（港譯《潛行凶間》），深感中華民族的文教事功，可以六字形容：禮失而求諸野。看電影之前，通常會有新戲介紹，當播放一段由郭富誠主演的電影trailor 之時（片名我忘了，我亦無意幫人宣傳喇～），友人向我直言：「現在的港產片，嗯，可能是大陸資本香港演員的電影吧？根本不是給香港人看的。」 文化政策，與教育制度，都是文教事工的一部份，古代稱之為「禮樂」。流行文化，可以在大眾之間深入淺出，承《Inception》的概念，就是將一小信念植入意識深層，讓它萌芽然後開枝散葉，最終化為價值觀。流行文化，可以塑造民風、啟迪民智，是高明政術的一部份。 中華民族，素來都以流行文化，將中華智慧及價值，植入大眾，最為人熟識的有詩詞、曲劇、小說、說書等等。看韓愈的散文，自會感受到古聖先賢的氣節；看李白的詩詞，亦能意會「無為」的人生態度；《紅樓夢》的人生百態，亦與《詩經》相映成趣。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的流行文化，我已經不想討論「男人心一字馬」之類的匪夷所思歌詞了。 孔丘仲尼，一生為了宏揚自己的信念而顛沛流離（後進顧及孔聖顏面，稱為「周遊列國」），既不放棄平天下的宏志，亦無改變信念去苟活。哀我巍巍大中華的儒家祖師，在今日權貴的操弄下，竟然會變成「不能改變世界，就改變自己的心」的犬儒。在下私淑孔孟，聖人訓勉「非禮勿言」，但面對此情，國罵亦合禮。 聖王賢君治術，講道、德、法、術、勢，道儒法兵並重；免費電視的深宮膠劇，只講嫉妒權鬥、外戚內侍干政，耳濡目染，令民風敗德，以為政治就是爭寵權鬥。哀哉，連行政長官的好朋友鄭經翰，都在《信報》侃侃而談行政會議的密情（載2010年7月16日《信報》〈梁振英，你真的玩得起嗎？〉，流行文化與權貴互為表裡，還需要多辯嗎？ 《Inception》的劇情，主角各人以高科技穿梭幾層夢境，陰陽虛實色空之間，最後夢境扣連現實，夢境就是現實；「莊周夢蝶，蝶夢莊周」的形而上、人生存在、虛實真假的思考，赫然出現在彼邦阿美利堅的電影中。《Last Samurai》（港譯《最後武士》）宏揚的「侍魂」（或稱為「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等），正是源自佛教禪宗「當下即是」、儒家「士可殺不可辱」及「學而優則仕」，無獨有偶，又是阿美利堅人的大作。 我很愛國，不忍美國帝國主義肆意擴張，但是，中港官員有好好做好文教嗎？ 禮崩樂壞，禮失而求諸野，不是媚外，而是國殤。…

人有人格，國有國格。為人無恥，格調低俗，坊間俗稱「賤格」，辭源非常文雅。 國家由人民組成，要昭彰國格，就必須鼓勵文教，昔日周武王伐紂功成，第一時間「偃武修文」，可見文教的重要。文教事功，古聖先賢視之為頭等大事，「四書」皆講君子修身之道，〈大學〉簡單直接：修身的目標就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過程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基礎教育及普及大學教育，主要圍繞「格物」。格物，就是通曉事物的本質，「物格」是目標，需要時間精力，學子方可成才。學習很吃力，人人都經歷過，稚子在父母身邊，跌跌撞撞，終於學懂走路，學習之事，倘若有人扶持，定必事半功倍。 美國輔導大師嘉蘭薩（William Glasser）提出，每個人…

一、前言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32年來成績可觀，基本達到了小康社會目標，在國際經貿上也越發重要。全球金融海嘯從2008年下旬正式爆發之後，中國經濟能保持著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更加吸引世界注視。然而改革歷程中，踫到不少困難，也有部分地方亟需修正和進一步改革，需要仔細探討。 分析經濟不能純以技術層面看，“經濟學”應該以“經世濟民”為依歸，以“利用厚生”為宗旨。若提升生産力造成社會矛盾，若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不公義，若取用資源致使後世面臨枯竭危機，那這種發展決不能持續，而需要修正和持續深化改革。民為國本，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本文將以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是否能夠改善民生為基本價值，以剖析經濟體制改革的得失，並思考其前路。 必須一提的是，走過的路程，一步一腳印。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有得有失，建國以來至改革之前的三十年的貢獻亦不能完全抹殺。公允評價從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成績，有助於思考未來發展的路向。文革十年和共和國早期冒進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經濟無疑造成了破壞，然而因此而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功勞一筆勾銷，絕非科學態度。近年整個經濟界彌漫著“主要防左”的思維，雖可避免“左禍”重臨，然而亦容易障目，將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價值和優點過分矮化，也容易造 成西諺所云“將嬰兒和洗澡水一併倒掉”的謬誤。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值得探討的方向，本文篇幅有限，難以展開討論，然而亦將會在末段稍作闡述，以作全文總結。 二、建國以來、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體制得失再探 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經歷了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和内戰連年破壞，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正是百廢待興。從49 年到52年國家基本上以“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恢復國民經濟”為主旋律。至52年，國民經濟基本恢 復穩定，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提出了“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綫”和“總任務”，開始實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 然而，由於抗美援朝的需要，和五十年代中期中蘇交惡，蘇聯撤走專家並不斷在邊界挑釁，初生的共和國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加上國内左傾思想主導了政策制定等各項原因，社會主義實踐變得急躁，路綫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基本實現”，變成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並且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趕美”的不現實目標。國民經濟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了嚴重破壞。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過大過急地推行，將仍以農業爲主的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並導致了59至62 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人禍。政治上的“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等的嚴重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使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關於這段時期“左禍”帶來的苦難，已有大量文獻、著作論述，教訓深刻，在此且不贅述。 可是，這段自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中，國家經濟發展並非一無是處。私有經濟雖然被打壓，然而國家經濟確實發展起來，並且成功應對了如抗美援朝、援越戰爭等國際挑戰，更加在蘇聯專家撤走之後成功自主研發出“兩彈一星”、開發了大慶油田，並發展起有一定基礎的重工業及國防工業。在基礎建設方面，公路、鐵路以及大港等建設，在這個時期基本上落實了從孫中山在《建國方略》内的《實業計劃》中已經提出的藍圖。而事實上，雖然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人道 災難，建國之後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仍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從聯合國發展總署歷年的《人類發展報告》可以看到，國人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教育程度、兩性平等等各指標，中國都領先同期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面向城鄉大衆的住房、交通、醫藥、教育等設施服務，都得到發展。尤爲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打破了千年以來土地兼併的局面，有效改變了土豪鄉紳“劃地為牢”的地方主義，實現了在真正意義上統一的國家經濟體制，為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奠下了基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重要建設功不可沒。 近年一些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甚明瞭的經濟學家，喜歡拼湊些國家作爲“投資概念”，提出所謂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為“金磚四國”（BRIC）。巴、俄兩國地廣人稀，資源比較豐富，難以相比；中、印兩國同為人口大國，資源也相對缺乏，可比性較強。從基礎建設、人類發展指標和綜合國力等方面看，中國總體上要比印度強得多。其中有歷史和自然條件不同等因素影響，但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統籌建設，積累經濟基礎，絕對相關。 三、改革開放解放生産力 在上述的經濟基礎上，1978年的改革開放正是將中國的經濟潛力解放出來的重要一步。計劃經濟年代雖然積累了國家資本，為國民經濟發展鋪墊了基石，然而計劃經濟始終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彈性需要，也未能激發個體的生産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展開後，允許以公有制爲主的私有經濟發展，逐步地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國際先進管理和科學技術，才解放了國民經濟的生産力。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概括地分爲三個範疇：（一）經濟體制轉軌；（二）政府職能改革；和（三）所有制改革。 經濟體制轉軌從八十年代初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包產到戶）”開始。“包產到戶”持續發展成更爲成熟的“土地承包制度”，界定了土地的擁有權（集體擁有）、使用權（個體承包權）和使用權的轉移，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生産力，也有助於釋放農村富餘勞動力，為輕工業發展創造了條件。基本上，私有產權核心的擁有權、使用權和轉讓權，至今已清楚劃分。土地的擁有權，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多數為國家掌握，而以使用權長期租賃或轉包形式下放到個體，並且允許租賃者或承包者根據合法途徑轉讓使用權。在這方面，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初步完成，更爲明確的產權有利於優化土地的配置和使用，也更能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宏觀經濟助力。 在政府職能方面，改革開放後的政府不再全權負責計劃經濟，國有經濟也開始轉向市場經濟，慢慢從“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為輔”（中共十二大），逐步改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到“計劃、市場内在統一” （中共十三大）。國家職能從無所不包，變成主要為調節市場，而由市場引導企業的體制。部分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進行了股份制和其他方式的改革，引入了市場機制，改革了管理和生産模式。除了部分關乎國防和戰略的工業外，大部分國有企業都進行了改革，國家行政部門不再以指令方式插手企業事務，各類商品價格也完成了市場化。在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後，商品經濟基本上已形成一套市場機制，政府雖然仍會調節民生相關商品的價格，但總體上商品定價和交易主要都由市場機制決定。 而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允許私有企業發展，並且允許外資企業投資内地，是整個改革中的一個重點。1980年國務院批准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成爲經濟特區，引進外資，作爲所有制改革的試點。四個經濟特區分別面向香港（深圳）、 澳門（珠海）、華僑（汕頭）和台灣（廈門），開放初期的中國内地經濟，也正是以引入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資金爲主。而深圳經濟特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引入了大量港資和台資企業，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後來慢慢轉内銷市場，港、台企業為内地帶進了資金、管理和各類生産技術，為私有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在這樣的背景下，92年鄧小平“南巡”後，提出“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所有制改革加速。93年第一家國企青島啤酒到香港聯合交易所H股上市，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另一階段，除了外來直接投資在内地（FDI）之外，内地企業多了證券市場這個重要的融資渠道，也帶動了上海和深圳兩個A股市場的發展。時至今天，四大國有銀行（農業銀行將於日内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和各行業的大型國企，都已經在香港或者上海、深圳上市，所有制改革已取得長足發展。由於内地資本市場逐漸成熟，更加有呼聲要求大型國企和國有銀行“回歸A股”。 總體來説，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經濟體制轉軌、政府職能改革，和所有制改革都取得了成績，解放了國民經濟的生産力。下一步，將是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更加規範化，使產業結構和經濟佈局更加合理，並且兼顧可持續發展。 四、經濟體制改革前路的思考 對於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 市場經濟法制尚待成熟：過去靠招商引資和私有資本投入實現的高經濟增長，仍然建立在一個尚未健全的法制之上，地方政府和企業違約、侵權，和不規範的市場行爲仍然嚴重，經濟發展仍然處於粗放式增長階段。要深化改革，必須完善市場經濟法制，修改過於複雜、難以執行的法規，簡化和強化企業登記及管理法規以避免官員尋租行爲。同時，必須完善規範的專業標準，包括企業財務報告標準；加強締結及履行合約，和制裁違約及仲裁的制度；還有制定企業產品和服務標準，等。另外，也必須更加重視保護個體權益，在政府徵地等容易出現侵權的方面，加緊規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應該是未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 “國、民共進”：在經濟體制轉軌和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大量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進行了改革和部分私有化。這些改革雖然激活了國企的生産力，提高了效率，然而，國有企業和資產終究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私企將其私有化必須以合理價格償付國家，要避免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的國有資產流失，和原國企高管賤賣國有資產以自肥（即朗咸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MBO”—Management Buyout）。另外，部分關乎國家經濟重要環節如高端科技產業、涉及國防技術的工業，包括通訊、航天航空，以致醫藥工程及納米精密科技等各方面，國家必須保持必要的位置。而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系安全的金融業，則更加需要小心處理，不能隨便“國退民進”，在對外資開放這些行業方面，則更須審慎。 三、 須解決公共產品稀缺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中，將很多原屬於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都私營化、市場化，以至部分國民難以獲得公共產品和服務，特別是醫療、教育、住房三方面，出現了“看病難”、“上學難”和“蝸居”等社會問題。既然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世濟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私營化”和“私有化”，決不能變成“私盈化（以盈利為首要目標而忽略實質社會需要）”和“稀有化”。改革初見成效，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充裕，在改善民生、“利用厚生”，提供極爲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加大投入。 四、 嚴禁壟斷、藏富於民：私有市場經濟其中一個最大的矛盾是資本傾向壟斷，如果不節制資本擴張，資本將會漸漸形成壟斷，財富將會集中於小數富人手上，不利於社會和諧。其中，最容易被壟斷而同時對民生直接影響最大的資本是土地，現代式的土地兼併在城鎮中屢見不鮮，造成嚴重社會矛盾。近年各地多起群衆維權運動和釘子戶事件，與地方政府和地產商違規徵地直接有關，必須正視。土地樓房是個體最重要的資產，牽動著國民的神經，深化改革，避免因土地而爆發官民、商民衝突，並且將土地開發、改變用途的財富，合理分配給個體，也是深化改革的關鍵。 五、總結 建國以來的經濟體制發展，和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為國民經濟奠下了基礎，並且實現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增加，基本上實現了小康，國民生活水平總體提高，綜合國力提升，也使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重要性日增。然而，經濟體制改革尚長路漫漫，經世濟民，利用厚生的目標，仍然需要我們以冷靜的頭腦和科學的態度，仔細分析思考，才有望庶幾達到。 要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必須著重全局性的理論建設，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等理論，總結了一些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想法，也反思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得失。然而，改革開放以後的去意識形態化，和文革後遺症的“主要防左”思維，窒礙了社會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理論，以致忽略了近幾十年來在特別是歐陸國家（主要為德、法、意等國）成熟發展的“新社會主義”（或稱“新左派”）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是少數仍然從法統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内涵可以不斷完善，並且增加適用於當代的科學元素，然而絕對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對人的終極關懷體現在其最終目的是“使人獲得全面的解放與發展”。貧窮缺乏不是社會主義，但貧富懸殊、制度不公更加不是社會主義。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實踐雖然犯了不少錯誤，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積極地反思過去實踐的失敗經驗，以更加科學的方式去實現社會主義制度。 現代的社會主義的内涵雖然源自西方，然而對於中國來説並不完全是舶來品，早在《禮記》中，孔子已有論述，其中内涵，雖歷千年而不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當然，兩千多年之前的社會跟今天的現代社會情況不盡相同，可是大同理想，和社會主義的終極關懷一脈相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道路，應該以“經世濟民，利用厚生”，以期建設大同社會為目標，而其中内容，如上文所述，仍須以科學的態度深化改革。…

近約15年間主要倚憑作「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世界工廠」而成為「頭號發展中資本主義初步現代化國家」的中國，其於60－30年前〔從歷史看只是很近期的事〕仍是「馬列毛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根據地」的特殊大史脈絡，客觀上已使它處於最深刻的矛盾對立之中－－在當前的「後2008世界金融大海嘯格局」裹，「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進1步暴露出來的「瀕臨客觀結構程式極限狀態」，其實也同時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式初步現代化路線」亦「瀕臨客觀結構程式極限狀態」－－面對「世界資本主義必然死症陷阱」，中國已不能再以「開放改革」為名繼續「踩下去」而成為「明擺自我矇騙」的「偽開放改革」；中國的「特殊大歷史脈絡／全人類5分1構成」，會提出其他「第3世界發展中大國及古文明」都不…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包括今天的香港〕，只要站在廣大中下階層利益及社會整體合理發展利益立場，採取「社會整體綜合利益」之「公共利益優先」、「社會公共空間資源」之「公共利益優先」政策取向，加上各種不同形態〔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或「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Socialist 價值觀」，便已可以是一個現代意義的「社會民主黨」〔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社會主義民主黨〕、「社會黨」〔Socialist Party社會主義黨〕及「工黨」〔Labour Party勞動黨〕。 然而，為了避免像英國「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那樣淪落成為「美國世界霸權戰爭政策附庸」及「變形戴…

自數天前寫下〈內地的普選觀與泛民「區議會改良方案」〉一文(註一)，筆者閱讀學術界和政界先進就「區議會改良方案」的討論，結合民主的一些基本概念，試圖在此整理思維，探索改良方案的利弊，從而判斷推動方案是否有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 民主＝參與 學術界有關民主和民主化的理論多如繁星，然其不外乎三個面向，即參與、競爭與制衡。十八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認為，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須容許公民自由地選擇其領袖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雖然有學者從人性冷漠、多數暴政的風險和現實可行性等方面對民主制度提出質疑，但學術界普遍認同民主制度符合人類表達和實現自我的本性及追求平等的社會需要，有助加強施政的認受性和政治體系運作的穩定。 香港目前的政治體系，行政長官經由一個分成若干特定界別的八百人委員會選舉產生，而立法會內地區直選的議席只佔一半，剩餘的則由若干行業團體組成的功能組別選出。推動改良方案者認為，新增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其選民基礎擴大至沒有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權的全港選民，是邁向全面民主化的一大進步。反對方案者則認為，這些議席的提名權和被選權受到限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不單剝奪一般民眾的參選機會，並可能減緩取消功能組別的壓力，令民主進程原地踏步。 筆者曾於拙作〈政治制度與民主化進程：孰因孰果？〉(註二)中提及，作為一種權力載體和資源分配機制，政治制度是對特定時空的社會經濟現狀的反映和確認，是各種政治角色通過不斷互動所形塑出來的，亦即各方皆可接受(或容忍)並受其規範約束的遊戲規則和機制。當下取消功能組別的廣泛民意，正是現行體制失調的反映。曾有意見認為，改良方案或會緩和社會矛盾，令普羅大眾得到安撫，從而放棄要求進一步改革政制，然而，方案雖然新增五個變相直選的議席，但受制於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分組點票的機制，傳統功能組別仍舊握有「否決權」，除非施政方向有重大改變，否則，因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所導致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終究不能根治。就人性而言，一旦得到擴大參與的機會，將不易滿足，每當認為制度未能解決問題，社會便會發出改革的聲音，成為推動進一步民主化的動力；相反，倘若民眾認為施政符合其利益，則會傾向維持現狀；這是簡單的邏輯關係。認為民眾會於獲得些許「甜頭」後便不再要求民主，是錯估了人性和民眾的政治覺醒。退一萬步想，如民眾真的耽於安逸，這亦是他們自己作出的選擇，非任何政治理想和個人意願所能輕易改變。 民主＝競爭 民主制度的另一項功能，是通過制度化的競爭來選擇最合適的領導者和公共政策。推動改良方案者認為，方案增加變相直選的議席數目，加強參與和競爭性，「溝淡」傳統功能組別的比例，為最終推翻功能組別鋪平道路；反對者則認為方案的「一人兩票」模式，變相確認功能組別的合理性，而新增議席亦增加了功能組別的既得利益者，易請難送，令整個功能組別模式愈難推翻。 功能組別自1985年便已存在，其跟地區直選的比例從最初的100%：0%，演變至今天的50%：50%。每次對立法局/立法會議席比例的更動，都存在不少支持保留功能組別的論據，代表社會上特定階層的聲音，如他們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總有數之不盡的理由，不會因改良方案存在與否而輕易改變。 就新增議席的提名和選舉辦法而言，將提名權和被選權交給民選區議員，由於為數不少的區議員分屬不同政黨，故此這些議席跟一些國家和地區議會實行的政黨比例代表名額相似，在性質上跟傳統功能組別不能相提並論，這亦是中央和親建制派在改良方案剛提出時均有所保留的原因。新增議席的選舉設計，不單不會令功能組別合理化，其龐大的選民基礎反而跟後者缺乏競爭的形態，產生巨大反差，將令後者的存在依據更為薄弱。 再者，新增議席所產生的議員，他們早已面對全港選民的選舉競爭，加上現時不少立法會候選人俱有區議員身分，他朝不論是採用分區選舉還是全港大選區，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大分別，不存在所謂易請難送，愈難推翻的問題。 世界各地推動民主運動者，通過進入建制進行抗爭的情況普遍。比方說，臺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漸次開放國會普選席位的數量，原意是加強統治的合法性及將在野政治勢力納入建制，結果令反對派得到更大的政治舞台，揭示制度的種種矛盾，動員民眾力量，逼使政府在往後不斷擴大普選席次，最終實現全面普選，這證明了只要策略運用的宜，修補式的政制改革亦能產生促進民主化的作用。 民主＝制衡 制衡是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之間的一大分野。這包括民選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制衡，以及民眾對從政者的制衡。就前者而言，立法機關擁有愈多直選議席，愈能在體制內監察政府運作、掌握資料和質詢，特別當行政機關不是經由普選產生時，更須在有限的空間內盡力發揮制衡作用。自過渡期起，香港公共政策越益引起社會關注，直選議員的問政扮演著重要角色。增加含直選成份的議席比例，有助強化對政府的監督，同時讓民眾了解現行制度的限制，從而論證全面普選的必要。 至於民眾對從政者的制衡，亦是民主制度賴以穩固和持續的優越之處，從政者基於連任的需要，必須約束自己的言行，特別是要反映民意，否則便會受到民眾以選票來制裁。在反對改良方案者當中，有意見質疑推動方案者跟中央有利益交換，認為方案極可能是陷阱，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推動方案者的判斷和民眾對他們的信任。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有利地方，就是其領導者大多是地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員，以及在各自政黨內經由民主程序產生的領導人。就改良方案而言，倘若往後的發展驗證他們判斷錯誤，或為私利而被收買，民眾和黨員可直接用選票把他們攆走。我們無法確知推動方案者的動機，但有選票的「尚方寶劍」，自能約束他們的行動。從今至2012年立法會改選，還有兩年多，在這期間，民眾(特別是泛民支持者)可藉著觀察贊同改良方案的泛民立法會議員在各項公共政策的立場，例如二十三條立法(註三)，來衡量他們是否真的如批評者所說般出賣民主運動。 香港距離全面民主還有多遠 Juan J. Linz和Alfred C. Stepan在其合著之《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中提出「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五大要素： 一，結社和通訊自由 二，自由和廣泛的選舉競爭 三，法治和憲政主義精神 四，政府機關按照韋伯(Max Weber)的理性法制官僚原則運作 五，保障產權和促進增長的經濟制度 香港基本符合上述五項要素中的其中四項，而作為民主制度核心要件的第二項，不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跟「自由和廣泛」的意義仍相去甚遠。如何達致「自由和廣泛」的「雙普選」，是循序漸進、一步一腳印還是一步到位，是學術界、政界和整個社會所共同關注和爭辯的議題。 從世界歷史來看，各國的民主化，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和瑞士等公認為發展成熟的民主國家，都經歷漫長的過程，從選舉權掌握於少數特權階層發展至全民普選。每次選舉權的進一步開放，都是政府面對社會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原有制度難以為社會各階層所認受和遵守，不得不作出妥協。今天，暴力革命已不是選項，除非遇上突發情況，例如二次大戰和冷戰後法西斯和共產政權倒台、非殖民化等，民主運動必然是以和平手段進行抗爭，無論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舞台均不可或缺，因此，為了貫徹完全民主的終極目標，寸土必爭，爭取更大空間，實百利無一害。 看回香港的民主發展。從爭取「八八直選」一路走來，香港民主運動都是「且砌且談」，既要階段成果，亦不放棄繼續爭取，要不是這樣，相信今天亦不能發展至如此地步。這個「區議會改良方案」，客觀上是在香港面對社會經濟重重矛盾的情況下，公社兩黨和普選聯兩大泛民陣營分進合擊的成果(註四及五)。世事瞬息萬變，明日的事不可知，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先拿下戰果再圖進擊？回顧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這種「完再爭」的戰術運用，跟堅持終極普選的立場並無牴觸，且能跟體制外的力量相互配合，將民主運動提升至更高層次。 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已抵達臨界點，如不正視歷史，執著於一步到位，不僅抹殺過去累積的成果，亦失掉增強實力，擴展推動民主發展空間的良機。筆者不是民主黨的黨員或支持者，對其觀點主張亦不全然認同。我亦同意改良方案應有充足的時間和資訊，透過公開和理性的辯論，讓社會達成共識。但純以方案而言，衡諸上述各項利弊，苦思良久，結論是改良方案一定要，還要「有多少，要多少」！ 延伸閱讀 註一：〈內地的普選觀與泛民「區議會改良方案」〉(http://www.avant-garde.cc/?p=303) 註二：〈政治制度與民主化進程：孰因孰果？〉(http://www.avant-garde.cc/?p=271) 註三：〈論五區總辭與二十三條立法〉(http://www.avant-garde.cc/?p=246) 註四：〈論五區總辭之兩手準備 ~ Take 1〉(http://www.avant-garde.cc/?p=239) 註五：〈論五區總辭之兩手準備 ~ Take 2〉(http://www.avant-garde.cc/?p=242)…

某政黨好友諮詢麻鳩有關「流轉公屋」的意見。 麻鳩認為，此構思頗新穎，值得研究一下。筆者諮詢其他好友的意見，現把部份討論要點輯錄成文，圖引發公眾討論。 「流轉公屋」要旨是向夾心階層提供安居置業的選擇。政府在現有公屋中抽出部份單位，租給收入超過申請公屋入息上限的人士。政府以市值租金租給他們(例如每月6000元)，設定五年居住期限制。租戶遷出時，政府會回贈市值租金及公屋租金的差額(例如每月每贈4000元)。假如租戶五年後搬出，政府便會回贈24萬元(4000元 x 12月 x 5年 = 24萬元)。 「流轉公屋」的特點是「流轉」，即是說限定租用年期，到期必須遷出，以便騰出單位予其他有需要人士。由於遷出時政府會回贈租金，等如政府協助租戶儲錢以便自行在私人市場買…

麻鳩自少學習耶穌基督的精神，我的了解就是「愛、關懷、接納」。眼見全球禱告日主辦單位的爪牙，一邊猙獰地呼喊「耶穌愛你！」，一邊粗暴地驅趕關懷弱勢社群的祈禱人士，令我更體會到，基督精神往往被曲解，我們更應用愛感化世人，更要身體力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的婦人，企圖試探耶穌，鼓動眾人用石頭擲死她。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8：7) 世人都犯了罪！人類有甚麼權力去論斷別人的罪呢？誰又有權力把別人驅逐出祈禱會呢？祈禱會不是屬於主辦機構的，更不是主辦者的私人派對！主辦者只是上帝的僕人！ 祈禱會是神的聖殿！聖殿的大門是常開的，神接納所有人的禱告，基督一生特別眷顧和憐憫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