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部落

日前，中大的陳健民教授在明報撰文，當中引用德國威瑪共和的失敗和納粹黨的冒起的來告誡年青人，說如果年青浮躁不安的民氣走上民粹主義或基要主義的道路，就可能漸漸迷失方向，甚至成為反理性和摧毀民主的力量。本人認為陳教授引用威瑪共和的教訓來討論香港青年的狀況，並不合適。 香港缺乏民粹主義的土壤 沒錯，虛無、疏離、不安、浮躁等氣氛的確有可能使青年走向民粹主義的道路，但這種氣氛的出現，是需要相應的土壤的，並不是激進派和幾個思想導師或學者可以單獨煽動起來的。以香港目前的情況來說，雖然貧富懸殊嚴重，民主化進度緩慢，但正如陳教授所言，香港「貪污不嚴重」，而且「沒有重大違反人權事件」，「面對的混亂和不安與威瑪時期德國不能同日而語」，所以香港仍然缺乏足夠產生民…

中國共產黨，經常強調全國一盤棋，強調民族復興，但效果如何呢？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和匯賢智庫分別負責爭取不同類型人士的選票： 民建聯（及衛星組織，如公民力量）利用人類劣根性當中貪求小便宜，巨細無遺兼管蛇齋餅糉生老死葬，以有如超任博士金手指般的無限金錢，派一粒又一粒的糖，積蓄「支持者」，在需要時動員出來投票、集會、遊行等； 工聯會將自己包裝成工人的好朋友，搞工人俱樂部，而在真正的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矛盾（甚至衝突）當中背棄工人，但很多工人一日不真正受害，還會以為工聯會很照顧自己，最關鍵的時候，當然又是在需要時動員出來投票、集會、遊行等； 匯賢智庫，看中香港的（偽）中產階級及（偽）公務員，本身有一份（偽）優…

由周潤發和周迅主演的《孔子‧決戰春秋》﹐戲中最令人嘖嘖稱奇的除了孔子的愛情戲外﹐還有孔子披上戰甲上戰場的場面。 春秋時的戰爭以戰車為主﹐非步兵或騎兵﹔而武器以銅來製作為主。戰車以三人為一組﹐中間的駕車﹐兩側的以弓和戈為武器。戈乃一把刺刀用繩橫綁在長柄上﹐用釘釘固﹐末端有金屬鐏﹐以便插入地中﹐以劈和啄刺殺敵及把敵人鉤落戰車。矛乃戈之後最常用的兵器﹐有凸背及兩側為扁葉狀﹐長約人的三倍﹐矛背上有刃﹐殺傷力強。弓弦用絲和動物筋做﹐弓身用角、皮、干、漆做成。箭頭以銅制的為主﹐但也有骨制和石制的。春秋晚期開始出現鐵制兵器﹐在戰國時騎兵興起﹐取代戰車﹐而戟也開始出現。戟乃戈和矛的結合﹐主要部份分為刺和緩。 防衛武器有用滕、木、皮甲和青銅做的盾﹔有皮革…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晚上，十名港人在菲律賓蒙難。 先賢訓勉，修齊治平。平天下，是弘揚普世價值，目標不只是國泰民安，而是天下太平。 當年武王伐紂功成，即派遣使節團隊，「通道於九夷八蠻」。使節團隊歸朝，太保（官職，即「王族的老師」）將外交要旨寫成〈旅獒〉，輯於《尚書》中的〈周書〉，以訓勉後人。 當時的太保明言：「明王慎德，西夷鹹賓」。古人建言，大多揚善隱惡，太保大讚武王外交態度既謹慎亦彰顯大德，所以西邊各小國外族都樂於與西周交流。學子讀書，務必舉一反三，太保讚武王，亦即是訓示後人要學習武王的外交態度，否則就無法維繫西周與小國外族的良好關係。 然後，太保就簡述具體方法：「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

港常自詡為華人社會中最「先進」的城市。然而，作為香港人，大家可有想到自己所身處的，仍然是一個古代中國社會呢？別的不說，就是教育和房屋，已是明顯不過。 香港教育等同科舉 先說教育。每年七、八月間，高考、會考（末代會考後易名「中學文憑試」）先後「放榜」，傳媒和社會各界都會着力吹捧「狀元」。坊間標榜「狀元」一詞以招徠生意的補習社比比皆是。「放榜」、「狀元」，不正是科舉的專用詞語麼？其實，如果對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有丁點兒認識，就會感到香港今日的教育與傳統科舉驚人地相似，現略作比較如下： 1.成功考入名校幼稚園的幼兒，相當於「童生」。
2.名校幼稚園畢業，並成功考入名校小學，相當於「生員」。
3.名校小學畢業，相當於「秀才」。
4.成功考入名校中學並順利初中畢業，相當於「舉人」。
5.高中畢業，並成功在會考、高考中「高中」，取得九、十個優，現代香港稱為「狀元」，其名稱與古代中國的「狀元」相同。七、八個優的，可謂相當於「探花」、「榜眼」。
6.入讀大學，相當於進入「翰林院」。 當然，以上的類比是否完全恰當，或須由精研科舉制度的歷史學家作更深入的探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的科舉，相比現時香港的「科舉」，在表面上的確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明清兩代考八股文不用寫標點符號，今天香港學生考作文要正確使用標點符號；古代不用考英文，香港則要考英文。不過，看小學派位放榜、中學派位放榜、中學會考放榜、高考放榜、大學收生、課程和考卷的無聊沉悶、扼殺學子的獨立思想、窒息社會的活力等等，其可惡荒謬的本質和精神面貌，和古代科舉並無分別。難怪每年都在電視上看見「金榜提名」（包括小學金榜、中學金榜、會考金榜、高考金榜）的「士子」及其父母的雀躍，以及「落第士子」及其父母的「哀慟如喪考妣」。「光宗耀祖」、「揚名聲顯父母」、「光耀門楣」、「名落孫山」、「屢試不第」，喜與悲，古今科舉皆然。 不知道吳敬梓先生和魯迅先生在九泉之下，看到自己的《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和《孔乙己》等痛批科舉的作品，成為現代香港科舉訓練的材料時，會如何抱頭痛哭？ 摩登佃農可憐可哀 再說現代香港的樓房與摩登佃農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日夜辛勞的佃農要向地主（毛主席所定的「黑五類」之首，是最可惡的、必須鬥垮鬥臭及連根拔起的國家敵人和階級獻敵人）租用土地，並繳納大部分的收成，有時還要欠兩代人以上都還不完的高利貸。遇上天災人禍，交不起地租，還不起債，地主催租、逼債、收地，日夜辛勞的佃農一無所有。 現代香港，日夜辛勞的摩登佃農為了一個聲稱有數百平方英呎，實用面積約四至七成的發水或縮水「土地」，需要直接（即一手樓）或間接（如二手樓）向大地產商（地主）購買，並向銀行借貸。每月用上家庭總收入一半以上、歷時二三十年、跨越兩代來供樓的摩登佃農大有人在。為了一塊小小的「土地」作蝸居，香港的摩登佃農為它貢獻兩代人的勞力和收成。一旦遇上「天災人禍」，如金融危機、施政失誤、銀行加息、瘟疫、失業減薪等，摩登佃農有可能無力還債，甚至成為「負資產」，比無產階級更不如。如果還不起銀行供款這筆鉅債，銀行先是逼債，後是「收樓」，將這塊「土地」以「銀主」為名拍賣，再向已成苦主的摩登佃農追收「差價」，與古代皇帝抄家相差無幾。半生為奴的摩登佃農要追求「一無所有」的境況也辦不到。出路有二：申請破產或燒炭。 香港的生活，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時常聲稱自己「很忙」的香港人，是不是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我們到底應過怎麼樣的生活？」這個問題呢？…

自上年年尾開始，香港掀起新一輪社會運動，從「反高鐵」、「反政改」到「撐西灣」、「撐粵語」，當中有不少「八十後」年輕人積極投入，引起社會極大回響。不過，我留意到這一連串運動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缺乏組織和深化，而這個問題我認為值得大家思考。 「八十後」社運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強調「個人主義」。發起社運的青年會說自己沒有「大佬」，沒有代言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只代表自己，都可以參與和發起行動。他們反對傳統社團組織，說這是崇尚權威。至於參與者，很多都是從網絡上獲得運動的資訊，然後自發來參加的，據我觀察所得，很多「反高鐵」和「反政改」的示威者根本互不相識，或者只認識身邊的幾位朋友，行動中亦什少交流。這種「扁平式」的社運動員模式無疑體現出人人平等的精…

前天看完電影《Inception》（港譯《潛行凶間》），深感中華民族的文教事功，可以六字形容：禮失而求諸野。看電影之前，通常會有新戲介紹，當播放一段由郭富誠主演的電影trailor 之時（片名我忘了，我亦無意幫人宣傳喇～），友人向我直言：「現在的港產片，嗯，可能是大陸資本香港演員的電影吧？根本不是給香港人看的。」 文化政策，與教育制度，都是文教事工的一部份，古代稱之為「禮樂」。流行文化，可以在大眾之間深入淺出，承《Inception》的概念，就是將一小信念植入意識深層，讓它萌芽然後開枝散葉，最終化為價值觀。流行文化，可以塑造民風、啟迪民智，是高明政術的一部份。 中華民族，素來都以流行文化，將中華智慧及價值，植入大眾，最為人熟識的有詩詞、曲劇、小說、說書等等。看韓愈的散文，自會感受到古聖先賢的氣節；看李白的詩詞，亦能意會「無為」的人生態度；《紅樓夢》的人生百態，亦與《詩經》相映成趣。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的流行文化，我已經不想討論「男人心一字馬」之類的匪夷所思歌詞了。 孔丘仲尼，一生為了宏揚自己的信念而顛沛流離（後進顧及孔聖顏面，稱為「周遊列國」），既不放棄平天下的宏志，亦無改變信念去苟活。哀我巍巍大中華的儒家祖師，在今日權貴的操弄下，竟然會變成「不能改變世界，就改變自己的心」的犬儒。在下私淑孔孟，聖人訓勉「非禮勿言」，但面對此情，國罵亦合禮。 聖王賢君治術，講道、德、法、術、勢，道儒法兵並重；免費電視的深宮膠劇，只講嫉妒權鬥、外戚內侍干政，耳濡目染，令民風敗德，以為政治就是爭寵權鬥。哀哉，連行政長官的好朋友鄭經翰，都在《信報》侃侃而談行政會議的密情（載2010年7月16日《信報》〈梁振英，你真的玩得起嗎？〉，流行文化與權貴互為表裡，還需要多辯嗎？ 《Inception》的劇情，主角各人以高科技穿梭幾層夢境，陰陽虛實色空之間，最後夢境扣連現實，夢境就是現實；「莊周夢蝶，蝶夢莊周」的形而上、人生存在、虛實真假的思考，赫然出現在彼邦阿美利堅的電影中。《Last Samurai》（港譯《最後武士》）宏揚的「侍魂」（或稱為「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等），正是源自佛教禪宗「當下即是」、儒家「士可殺不可辱」及「學而優則仕」，無獨有偶，又是阿美利堅人的大作。 我很愛國，不忍美國帝國主義肆意擴張，但是，中港官員有好好做好文教嗎？ 禮崩樂壞，禮失而求諸野，不是媚外，而是國殤。…

「妒」字從「女」部，顯示中國傳統中，多有認為女人天生較易妒忌別人。其實，妒忌無分男女，更絕不是女人的專利。不過，近日發生的事，又要令我重新思考女人與妒忌的關係。 話說一位女士（姑且稱她為「T小姐」），二十多歲，天生麗質，很會打扮。見過她的人，不分男女，即使口中不說，心中也無不稱美。她性格開朗，為人友善，不會「恃靚行兇」。整體來說，可謂內在美和外在美兼備。我認識她數年，對她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畢業後數年來，她做過四間公司，有的做了兩、三年，有的只有數月。不過，她在每間公司，都遇到同一問題──受部分女上司、女同事排斥。一間如是或是巧合，每間如是，就一定事出有因。 一年多前，她在一間公司工作，女上司對她態度惡劣。一次，她走近女上司身邊問一些工…

6月中，不知從哪兒傳出謠言，指香港將會調升外籍家庭傭工的薪金。謠言當然不能持久，但已一度引起外傭僱主關注，擔心會增加家庭開支。然而，港人除了從金錢的角度計算聘請外傭的經濟成本外，有沒有想過其他看不見的、難以計算的成本呢？ 聘外傭莫見利忘弊 香港引入外傭，始於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經濟騰飛，社會日益富裕，外傭人數大增。到了今天，外傭已成為香港的重要勞動人口。根據入境事務處2008至2009年年報的數字，截至2009年3月31日，外傭人數有257872名，當中約有49%是來自菲律賓，來自印尼和泰國的則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在香港，不願生育的夫婦大多不聘外傭，有生育的夫婦多育1至2名孩子，如聘用外傭則多只聘1人，超過25萬外傭，就表示有超過這個…

在反高鐵運動和政改爭議中可以看到，近年香港社會的確出現越來越多政治謾罵和粗言穢語。社會上有不少輿論批評這是違反文明社會的應有標準，更有論者擔心香港會出現「暴民政治」。但當我們理清謾罵出現的背景之後，就會發現大部分都是事出有因，並不是惡意反文明，說香港會出現「暴民政治」，是言過其實。 慢罵和粗言出現的三種原因 一、 對抗不公義
近年社會上出現的政治謾罵和粗言，多是針對政府官員和權貴與他們做出的不公義，例如「長毛」梁國雄在「七一大遊行」和「六四晚會」的街站帶領群眾以「仆街」咒罵特首曾蔭權，主要是針對曾的惡劣施政。事實上，香港的貧富差距近年越來越嚴重，地產財閥對市民的壓迫越來越厲害，政制民主化卻進度緩慢，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由於政府和財團沒有積極回應和減低市民的怨氣，某些市民以謾罵和粗言等比較激烈的方式對抗不公義，是絶對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應該被鼓勵的，因為這代表市民對自身權利的覺醒和對社會公義的承擔。難道面對如此不公的社會，偶爾用一些比較激烈的方式回應也不行嗎? 二、 短期情緒發洩
另外，很多謾罵和粗言都只是市民短期的情緒發洩，並不是故意做出的反文明行為。例如當立法會強行通過高鐵撥款後，很多包圍立法會的反高鐵人士對支持高撥款的議員和官員大聲謾罵，粗口橫飛，這並不代表他們是暴民或反文明，他們很多只是一時按捺不住心中的失望和怒氣，因而做出一些情緒化的言行，當他們情緒平復下來，就會「回復正常」。近日部分市民對民主黨的謾罵其實也是一樣，謾罵民主黨的人，很多都是其長期支持者，他們謾罵民主黨，很多都是因為對其突然在一些重大政治原則上轉變(例如爭取2010雙普選和與北京的關係)，而感到錯愕和憤慨，這是人之常情，並無惡意。 三、 故意「唯我獨尊」式謾罵
真正違反文明社會的應有標準的，是那些少數故意的「唯我獨尊」式的謾罵。這種謾罵不是為了對抗權貴，亦不是短期的情緒發洩，而是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對社會不同意見(不是權貴與市民因利益關係而出現的不同意見)毫無道理地、不留情面地謾罵，而有些謾罵內容有時更與所關注的事情無關，純粹人身攻擊，或作陰謀論式的批判，這種謾罵才是真正違反現代文明標準。但這種「唯我獨尊」式的謾罵在社會上只屬少數，只集中發生在個別政黨中個別領導人和某些非理性分子身上，所以論者不能以偏概全，說香港己出現暴民政治。 其實，要評論一個人的言行是否乎合文明標準，不能只拿行為本身與標準作比較，而是要把社會脈絡一併計算，才可以客觀地評價。以香港的情況來看，大部分的謾罵都不是惡意的，很多都只是用來對抗不公義和發洩短期的不滿情緒，只有少部分是惡意的謾罵，大家不用過分緊張，正如社運領袖林輝所說，大家不要被粗言穢語掩蓋社會制度上的不公義。…